输出白银、输入永乐钱，对于日本和大明来说是各取所需，我自然不会表示反对。
如今大明在东方的地位，就相当于后世的美国，大明铸造的永乐钱，也就具有了国际贸易货币的地位，通过郑和的西洋之行和后来的堪合贸易，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广为流通；即使不是明廷官办钱局所铸的钱，只因为同样出自明国，也基本能够通行无阻，正如后世国内那些出自小作坊的地摊货，一旦贴上了“驴”、“达文西”等欧洲名牌，就照样能够卖出天价一般。
然而，对于我的表态，信长却十分不满意。
“你的意思是说，任由九州、西国的人用这些从明国廉价买来的钱，换走我撰钱屋的金银么？”信长用力合上了折扇，“这样是绝对不行的”
“或许……我们可以同样进行私商贸易，甚至向大明提出重开勘合贸易的要求。”我想了想，出言对信长提议道。
这比我预计的提议时间要早一些，按照原本的计划，我是准备等“风神级”的后续三艘商船完工后再提出堪合贸易的。那时，我不仅有现成的大船，而且跟着大友家熟悉了航线，能够大致主导两国之间的勘合贸易。而现在提出来，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只能让那些堺町的商人占住大头，毕竟他们就是由勘合贸易起家的。
可是，九州方面这样走私永乐钱，对于撰钱屋的业务的确有很大的干扰。既然被我现，那么无论是作为撰钱屋的主导者之一，还是作为金座的主持者、或者是三货兑换制度的主要创立者，我都不能听任这件事继续下去。
只要能够重开堪合贸易，日本私商贸易自然就会大受打击，甚至彻底失去生存的土壤。
而在明廷那边，对私商贸易加深恶痛绝，一般是把私商贸易看作倭寇侵掠的组成部分，进行大力的取缔和打击。而且，为了得到日本方面的配合，明廷曾经两度派人前来日本，寻求制止倭患、重开堪合贸易之事。一次是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夏，由郑舜功从广东经大小琉球至九州的丰后，派出从事官沈孟纲、胡福宁等去幕府交涉制止倭患问题，然而当时将军早巳丧失控制全国的能力，郑舜功不得已回国；不久，大友宗麟派僧清授随郑舜功至明，表示奉明国典，制止倭寇，要求给与堪合贸易资格，于是浙督胡宗宪又派蒋洲赴日交涉，可惜当蒋洲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至北九州时，恰值大友宗麟与大内义长间爆战争，他在北九州滞留了一段时间，终无奈回国，并且奏报朝廷日本战乱，各家互不统属，无法重开勘合贸易。然后，明廷就放弃了联系日本方面的努力，转而全面禁止日本船只，不论是私贸船还是倭寇船都予以缉拿。
换而言之，只要信长向明廷递交国书，并且称臣纳贡，重开堪合贸易就是十拿九稳的事。
只是，我有点怀疑，信长会不会愿意向明廷称臣纳贡？以他的性格，恐怕很有一些难度。当初足利义满的儿足利义持，就是不愿和他老爹一样称臣，从而放弃了勘合贸易的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