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问起大队支书的情况，大队支书也没有太多的藏着掖着，而且很开门见山得告诉陶宽爷爷：这事已经到了公社的层次来的，自己只能是按照公社的做法去做，以后公社似乎也得改回乡镇了，但也只是名称变了，人还是那些人。陶宽爷爷这才确定了下来，回到家里也不再只是吸烟，还想着要是自己的生产队都把田给分到每个人的户上，自己能不能去和生产队长提提要求，陶宽爷爷对于银井湾太熟悉了，哪些田好，好在哪里，怎么去改良，陶宽爷爷心里都有一本账。这个期间，倒是陶磊比较镇定，陶磊这个时候已经是初中生了，也接触了一些时事政治，了解到的信息远比陶宽爷爷要多，虽然回家的时间比较少，但却能做陶宽爷爷，思想工作。陶宽爷爷还是愿意听陶磊的话，即使陶磊没有了从前那样的信陶磊。接着整个银井湾都在开会，社员有社员的会，生产队长有生产队长的会，至于开会说些什么，总比文革时期的会要透明得多，都是把生产队里所有的田分成几分来，在做最后的统计，不光是田，就是山也得分，山不只是山，主要还是山上的茶籽树要紧。山不止是按照山的面积去分，而是按照山上的茶籽树能摘到多少的茶籽来分，说成是几担茶籽山来说但所有的东西都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所有的山和田都还是归生产队所有，所有的社员都是从生产队里租借地和田去种的。也就是说田和山还是国有的，只不过是社员只能是使用权，所有权却还是国家的。陶宽爷爷最终得到了消息的时候，就去和生产队长要求，自己门口的那块田就不要分给其他的社员，分到我陶家去。生产队长想着以后都分田到户了，想着让陶宽爹给自己做个事方便些，便也爽快得答应了陶宽爷爷。这让陶宽爷爷很是感激生产队长，自己门口的田对于陶家来说，还是走着很大的便利，至于到了后来，陶家把自己门口的田变成了菜地，最后变成了宅基地是和陶宽爷爷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的。生产队里的会几乎都是陶宽爷爷去参加，陶宽妈几乎不管陶宽爷爷做出什么决定，陶宽妈都不会去分辨，因为自己很是相信陶宽爷爷的，都认定陶宽爷爷所有的决定都是为了陶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