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办事不认真，确实是事情太多了，太难了，没法做到事事稳妥，不可能做到。陈亚文是个军人，对地方上的事务本来就很陌生，讲不清道理，发动不了下属的积极性。已经是焦头烂额了，又来了枪毙反-革命分子这事。这又不同于地方行政事务，这是法律问题，是新课题，业务性很强的新课题。法律问题实际上比行政事务还难，这叫他们这些人怎么应付得了！不用集体研究的办法解决问题，还能自己一个人承担责任？他又不是大法官。
刘明海错过了班车，是搭军车来的，来的时候已经快吃晚饭了。于蕾还是不能说话，只能用写字的方式交谈。于蕾让刘明海谈了一下情况，接着两人回政府食堂吃了饭，然后，找到了陈书记。
于蕾首先问成子的事还有没有救，陈书记作出很为难的样子。于是，于蕾把自己在白天写好的两页纸给陈书记。纸上的主要内容有三点：一、让刘明海去看守所陪着成子度过这最后的几天，主要任务是让成子明白在无力挽回的情况下，只有承认所有的事情才可以让家人安心，才可以减少他们的痛苦；二、把事情说圆了，不要牵涉其他人，不要连累其他人，让成子一个人承担所有罪责；三、书记和县委应当答应不牵涉他的家人和周围其他人，应当答应给成家小孩一个到城里来就业的指标。
陈书记没有把两页纸给刘明海看，而是叫来了何文耀。何文耀看了以后明白了于蕾的用心，只说形势所逼，谁都没办法。他补充两点：一、杜李乡的书记，不能再拖了，年后赴任。二、就业指标只能用刘喜豆的名义，条件是：成家、刘家承认既成事实，永不翻案。于蕾表示同意，然后，才把刘明海叫进办公室交代任务，最后把黄安湘也叫来了。
何文耀对黄安湘说道：“一开始我就纳闷：定那么多的罪，只有一条就可以枪毙的了，定那么多条干什么？现在我想通了：你们一条也没有落实，才会定那么多条。是不是有人告诉你，总会撞中一条的，是吧？要是一条也撞不中呢！你们这是办案，还是玩游戏？拿人家的性命当儿戏，拿一家几辈人的幸福开玩笑：你们有没有良心。”
事后，陈书记当着何文耀的面，把于蕾那两张纸烧了。
刘明海抛下家里的琐事，以参加理论学习的借口，住进了看守所，专司陪伴成子。而对看守和对成子的说法一致：开枪误伤了人。
“你真的是开枪误伤了人？”“怎么不是，夏看守所是我的好朋友，他让我在这里住几天，等过了风头再回去，局里的领导也同意了。这也没什么，和住旅社差不了多少，有些旅社还没这条件，主要是没人来找，他们找不着。”
“我这事到底怎么样了？”“有人跟你说过没有。”“没有正式说。”“你跟他们都说了那些事情。”“该说的都说了，是怎样就是怎样。”“那你自己觉得呢？”“我也不知道，我估计就那件给国民党军带路那事最严重的，不过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首先，我是被逼的，是为了金家台乡亲的安全，才去带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