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像他们这样的人家一年总共挣了多少公分的，但最终还是不得而知。
父亲的这种心理，一方面自然的传给了我和苏老二，我们两个不止一次的谈论过这样的日子是无法无天的；另一方面也加深了社会上这两种人思想上的分歧。
那时，除了一天三出工挣工分养家糊口以外，康大功还规定辅助的挣工分项目，例如积草粪记公分，就像苏老二上山锄白草压草粪记工分；每天早上整个苏家屯的人把自己全家一个晚上的尿液提到村北的一个水泥做成的地窖里，有薛老喜过秤按重量记工分；往南坡担毛粪记工分····。
现在想起来地里这一切最基本的活计只有我和苏老二的家庭去做了，从来没有见过二骡子和康素贞上山锄过白草，也从来没有见过二骡子和康素贞早上起来掂着尿罐儿走上一二里地去村北那个水泥地窖里登记过一个晚上尿了多少尿液的事情。
难道每天晚上他们都没有尿？
难道他们都不欠工分吗？
我和苏老二冬天锄白草，夏秋天到山上沟下割青草，回来后用铡刀铡成碎末儿，然后用土把它们封起来，在起热发酵后翻腾几次就成了草粪，最后在每年该交草粪的时候，父亲再把他翻腾成一个规规矩矩的长方体，等待薛老喜们去丈量记工分。
除了上山下沟弄草压草粪挣工分，我父亲还有一个挣工分的方法。
那年代的冬天是下酷霜的，凌晨三四点一阵酷霜袭来，尽管没有一丝的风，但一两个小时所有树上的叶子都会被酷霜打落，那一个时刻站在树下就能听见清晰的“哗哗啦啦”的落树叶的声音，每一个树叶上都结着一层薄薄的白霜。
印象中，父亲一年总是盼望这样的凌晨，那一段时间，他总是一夜起来好几次，用自己的肉体体验那酷霜是否到来。一旦酷霜来临，父亲就精神抖擞地挑起两个篓子，摸黑到东黑眼儿沟下搂树叶儿。也不知他搂了几篓子，也不知道他跑了几回，侍我起床的时候，就会看到我家的草粪堆一夜间长的小山一样高。
父亲象对待宝贝一样，在那树叶上洒水、封土、压瓷、起热·····，然后整理的豆腐块儿一样，等待薛老喜去丈量记工分。每次丈量时，父亲总是要我去看他们报的数和尺子是否符合，但那群人总背着我不让看，最后还是糊里糊涂的，父亲总是不高兴几天。
人，大概都是这样，有时也不为什么深仇大恨，但当对方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的时候，他便会想方设法地去找回自己的自尊。
可能是因为父亲在年终分红的时候问过薛老喜家里的工分是多少的原因，很多时候我都能够察觉出来，薛老喜在对待我家工分的问题上特别的用心。父亲那时问薛老喜家一年挣了多少的时候，他的自尊心一定是受到了刺激，所以有机会薛老喜便会抓住不放，恢复自己那曾经受过刺激的自尊。这些微妙的事情我能够感觉出来，父亲当然也会觉察出来。
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