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同床；完全可以摔筷子摔碗住到娘家里不回来，甚至引颈自刎······，而不是听之任之，一丘之貉，同流合污，助纣为虐。
只有这样，再强势的男人也会有所收敛，才能少干或者不干那种缺理缺情的事。毕竟女人是这个家庭的“半边天”，是和那个男人同床共枕，生男育女，一个锅里搅“稀稠”的唯一的一个人。
一个合格的女人就是这样的重要！
一个合格的女人对一个家庭的秩序，也就是这样的微妙！
这就是娶一个好女人能够“旺三代”的道理。
这就是一个女人能不能“旺夫”的道理。
薛三喜就先天性的缺失这一点，这种现实，一来取决于他的女人的作为；二来是薛三喜的性格熏陶使然。
关于这一点，薛三喜完全没有半点的意识。那么，倒霉的也只是他薛三喜本人了。
不信吗？骑着毛驴看唱本-------走着瞧！
第三，一个人应该受“国法”的约束。“犯了国法不自由”，过去把“国法”叫“天条”，是人们对“国家法律”的敬畏，“国法”重要到什么地步呢？“国法”就是一座房子，越是“严实”越是好，只有那样，人们才能冬暖夏凉，人们才会不受“风霜酷暑”的侵袭，人们才能有安全感，遵守“国法”，人们才能安居乐业。
那一段时间，薛三喜怀里经常揣着“万二八千”的，凡事，都是“钱”开路。他用当年康大功的一句话说，“只有我想不到的，没有我做不到的”。
他手下的人赌博嫖娼，叫派出所抓走了，他随后就到了，撂上几个钱，人就放了。
他手下的人打伤了别人，被抓了，他还是撂上几个钱，打人的人就没事了。
他挖铝石，把百年大计的八龙水库大坝挖塌了，水利派出所把人带走了，他又是撂上几个钱，被抓的人就和他一块儿，高高兴兴回来了。
·······
特别是他当支书，他也知道自己不是合适的人选，但他往省里，市里，县里“跑”了几回，上面的人都积极地替他说话······。
在他的心里，那里有什么“国法”的约束呢？在他看来，什么“国法”不“国法”，“有钱能使鬼推磨”；在他看来，“国法”就是一张白纸上写的黑字，对别人有用，对他薛三喜一点用都没有。
那些接他钱的人，清知道他是啥货色，也都知道他干不长久，不是干支书的料子，一定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但一旦那一沓沓钱摆在了面前，便什么都顾不上了，那里还顾他薛三喜有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呢？所以，只管一味的给相关的人打招呼，促成他当苏家屯村的村长和支书。但打过招呼之后，他们恨不得薛三喜立刻死去，以绝后患······。
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实例。有时我想，这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薛三喜本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