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是程功，同班同学，一个比较自由散性的家伙，他是个独行侠，一般都是独来独往，行事风格也比较洒脱，特点是一双松松垮垮的懒汉布鞋，看起来明显不跟脚，也不知是拖拉着，还是穿进去了，但鞋反正是没掉过。
因为是家中独子，手头比较宽绰，兜里经常不缺零食，他跑起来的时候，口袋经常会蹦出来咖啡豆啊，花生茧，烤鱼片，牛肉干之类的。甚至有时还看到他自己个在学校门口的致富商店端着酒杯喝大梨酒。
程功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所以他也自带小才气，说起话来也是一套一套的，有时还比较轴。但跟我俩还是好朋友。
于是，我们三个小臭皮匠，唾沫横飞，手舞足蹈地谋划未来，仿佛已经穿上了军装，冲上了战场，越说越兴奋，不知不觉，灯火已阑珊。
那是我第一次回家晚了，误了吃饭，还挨了顿批，但心里仍高兴，因为少年心中已经有了神圣的成长规划。
八
电视机是七零年代末，八零年代初开始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最初都是黑白的。9寸，12寸，14寸，记得有个小学同学家里用个深蓝色膜挡在电视屏幕前，就算充当有颜色的了，但模模糊糊看不太清楚。
八零年代后，开始有彩色的了，基本都是进口的，日本品牌占主流。松下，日立，东芝，夏普……
我家第一台电视是彩色的，1983年买的，没有经历黑白阶段，用我爸的话叫做：一步到位。是福建跟日立合资的“福日”牌，16寸的，宝贝一样占据了爸妈的卧室兼客厅的c位，妈妈很用心的缝制一块紫红色平绒盖头给“福日”盖上，平绒上面还绣了只大熊猫，代表着“福日”在家里的地位。
从此，我不用再跑到邻居家去蹭电视看了，而且大年三十的春节联欢晚会可以很随意地吃着瓜子，瘫躺在沙发上看，舒服！感觉就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那时还没有“葛优瘫”这么意达准确的词。
电视逐渐进入家庭，电影就没人看了，本来也没几部好看的片子，大多还是《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搞活动，五分钱一张学生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间隙也有一两部轰动一时的电影上映，如《神秘的大佛》《少林寺》等，掀起了功夫电影热，但高质量的电影跟不上老百姓需求，所以无数的香港录像带就进入了百姓生活，伴随而来，录像厅也不知何时开始遍布街头了。
跟美东就经常去虹桥路，1路车终点站西边的一家录像厅看录像，是由缝纫机针厂会议室改造承包的。一张三抽桌上面摆着两张椅子，椅子上面端坐一台电视机，旁边还有个跟班――录像机。
电视机对面是一排排的大长椅，那时代，会议室都是那种椅子。满地的瓜子皮、烟头、冰棍棍。空气污浊，呼吸困难。但这都不是事，不耽误少年们一群群地往里钻。
大多数录像都是武打题材的，香港片子，听着都是一个人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