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社会舆论下被判死刑，可这名流浪汉在死前却对着镜头说，这是他们名扬四海的捷径。这宣言预示着：将有更多的类似惨案，发生在高句丽的街头巷尾。
《寄生虫》无论是时间线还是故事线都承接《素媛》。《素媛》中的悲剧，可视做底层对中层的实际报复。《寄生虫》里的冲突，则可看成底层逆袭高层的一种缥缈幻想。《寄生虫》里金家四口的逆袭之路越是曲折离奇，意味着底层民众想要翻身希望越是缥缈虚无。《寄生虫》作为三部曲的故事结局，时间放在经融危机的十五年之后。金家四口与富豪一家同归于尽，就成为一种预言：当人性消失时，民族终将灭亡。
《国家破产日》的原套路太过明显，作为中层抗争者的代表，韩诗贤虽据理力争，却拿不出有效的“止血”方案，让电影的反思欠缺冲击与深度。木兰对电影的改动，就从韩诗贤的“止血”方案动刀，力推计划经济。借韩诗贤的口，怂恿国家从各个寡头财团手中，强行收回诸如：航天重工、海洋重工、汽车制造、军工制造等等企业。甚至喊出：让某星为我们造电视就好，的口号。而韩诗贤也因为这句口号，在电影最后死于车祸。
题外话：这也算木兰用电影的方式帮“craft科技”打击某星。
《国家破产日》的故事时间开始于金融危机之前。作为三部曲中最早发生又最后上映的一部，三部电影就是在用排序的方式给出一种解答：由于国家在金融危机中破产，整个社会发生剧烈动荡，才会引发《素媛》的悲剧与《寄生虫》的冲突。梳理出：“底层的丑陋源自社会的沉沦，高层的丑陋加剧社会的沉沦”这一逻辑。
《国家破产日》在表面上起到了解释现象、揭露原因的作用。可经过这种上映顺序的安排，无形中是为预言《素媛》与《寄生虫》提供理论基础。三部电影在两条逻辑的编织下，搅成一团解不开的结：一个国家若不能理智参与市场经济，那么这个国家势必沦为资本的奴隶。国家破产日既是民族消亡倒计时的开始。
木兰为了让三部电影更像是三部曲，将名字调整为：《素媛许愿日》、《金家寄生日》、和《国家破产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