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留下的，想办法“礼送出境”。
铁了心留下的官员，则在同舟社治下州郡的“内部任用”。
且任内考绩将采取全新的评判标准，
不仅将三年一评改成了每年“小评”，三年“大评”，
而且，考绩还涉及到社务部之下多曹的具体量化指标。
其实，指标量化再多，落不到实处，都是扯淡。
但同舟社偏偏有能落到实处的办法
日常有吏曹、监曹的抽组巡察，
考绩时，还要与治下共建会相互评分。
待到知州宗泽投效后，
同舟社通过知州衙门直接下令就更方便了，
工作任务指向性更加明确，考评反馈也更注重数据说话，
同舟社的总部就设在登州，
上面有垂直指挥，面对面监察，下面有共建会反向监督，
还像以前一样坐在衙门内当老爷是不成的。
必须扑下身子，解实情、做事实，
由此，工作压力倍增。
官不好当，当不好官，好官太难当的感慨越来越多。
但，这些话也只是少数官员私下感慨而已，
谁觉得辛苦，可以不干，下面还有大把的人削尖脑袋想进来。
毕竟，在同舟社治下，
对官员能力的考评摆在首位的是能做事、做好事，
读书确实很重要，同舟社连粗糙军汉都要识字，
但读书不是唯一衡量尺度，任职还要看能力。
比如农曹的曹首梁忠，
满脸风霜，一身粗布衣，双手全是老茧，写诗作赋想也别想，
但别人劝农真有一套，比很多老县令都强，你不得不服。
实际上，“古代”的知识普及程度远非后世，
真正能从读书这条道上走出来的，都是人中龙凤。
任何朝代包括明清，没能通过科举的英雄人物不少，
但能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绝对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
这些人或许是因为环境影响，或许是自甘堕落，
当官后，很大一部分人，逐渐蜕化成酒囊饭袋和贪得无厌的蛀虫。
但即便如此，也改变不了他们是时代精英的事实。
当乱世迹象开始显现时，
这些精英远比普通人能更早感知，也更清醒社会的现状，
而后，在绝望而压抑的乱世前兆面前，这些人开始迅速分化。
一部分人变得更加贪得无厌，拼命攫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以期望乱世来临时可以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