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同舟社来说，就是大问题。
即使假扮贼军，那也是同舟社的贼军，也要执行同舟社的军纪。
军纪、军魂的塑造需要长时间的坚持，毁掉它，却只需要在一些小事的放任。
在执行军纪上，徐泽一向是从严从重处理的。
这件“小事”闹大，真不怪康达、周畀小题大做，他们就是做这事的，不敢不严。
其实，问题远不止这些，也不光出在乐昌县一地。
同舟社军队这段时间扩张太快，兵员素质参差不齐，军纪整体上是在下降的。
而分散驻扎，以及长时间、高强度的行军和作战任务，也很考验部队的韧性。
就算朝廷在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制地位，官军一直被同舟社牵着鼻子走，战斗力也明显要弱很多。
将士们和官军作战时，实际是流汗多，流血相对较少。
但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就算死的人少，那也是死。
大无畏的人永远都是极少数，眷念生而畏惧死才是人之天性。
面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掉的压力，有些人逮着机会就想放纵一把，
少数头脑不清醒的军官也对这些行为睁只眼闭只眼，还美其名曰“激励士气”。
军纪松散是一方面，还有因为接连吊锤朝廷的军队，导致官兵信心爆棚，盲目自大的问题。
官兵中，尤其是在一些中高级军官中间，“打到东京去，同舟全天下”的言论，有不小的市场。
受大战胜利的鼓舞，政务系统中，也开始出现一些激进的声音。
与官兵们希望建功沙场，不断扩大地盘和统率兵力的直接粗暴不同。
政务系统一直都因为人才紧缺，任务繁重而压力巨大。
大战胜利后，同舟社实际控制的州县扩张了几倍，这个问题就更加明显了。
面对人才紧缺的压力，有人便建议，是时候提出同舟社的“政治纲领”了。
只有表现出取赵氏而代之的气魄，才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投靠。
就算不建国造反，至少也要开科取士，以缓解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势力快速扩张必然会出现的矛盾。
徐泽在开战前就有所预料，并做了相应的准备。
但形势的发展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朝廷一系列拉胯的反应，让徐泽计划中的小范围、高强度的战争设想落空。
战争规模越打越大，并最终将“莱州之战”打成了“京东之战”。
饥肠辘辘的食客已经上了桌，精心准备的饭食却做夹生了，难道就倒掉不吃么？
因此，送走张邦昌、田庆后，徐泽便赶到了北海，集合相关人员，召开了同舟社扩大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