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动力，不正视这个问题，就是脑子有问题。”张智觉得朱墨的话很幼稚，就反过来开导朱墨。
“你就抛开这一切试试。当年，人家王院士那些老一辈科研人员，如果脑子里装的都是这些东西的话，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科研成就。”朱墨说。
“王院士？有几个人能成为王院士。”张智鼻子里哼着说。
“你说的这些我可以理解。这种情况哪个行业都存在。这和我们报社每年申报新闻奖是一样的。在选送作品署名的时候，明明是编辑记者们辛辛苦苦采访写作和编辑的作品，评奖的时候，却要‘让领导先上’，然后依据职位高低，领导们一个一个占据了作品主要完成人的关键位置。”朱墨用自己最了解的例子，试图继续说明她理解张智的苦恼。
“对呀。不就是这种情况吗。当然，我也承认这个世界上存在理想主义者，他们安贫乐道，不计回报，视名利如浮云，兢兢业业，一心科研。但是，现在的环境你说我做得到吗？”
“我还是觉得你太偏激。你像我们，心里都清楚，一件参评作品的署名决定不了大家对一个编辑、记者工作能力的评判，所以，安心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
“好，我也给你举个例子。”
张智接着说：“大学的时候，我们学习欧洲近代科技史，很多著名的科学家，会围绕某个理论、某项发明搞得反目成仇，争得头破血流。比如，微积分发明权的争夺战，再比如持续了二十多年的乙醚麻醉发明权的争夺。这种争夺是没有温情的，但是，正是这种是非之战、名利之战，才推动了整个世界科技的进步，才让欧美发达国家有了一整套保护创新的科研体制。”
“我怎么觉得你是在偷换概念。况且，国情背景是不同的，你说的这些，又太理想化了。”朱墨说。
“对科研本身来说是一样的。要想避免优秀科技人员大批离开科研一线，都往官僚体系里面挤，就要尊重每个科研人员个体的奋斗和追求，改变不相适应的科研体制。”张智说。
“我还是觉得你强调客观因素强调的太多，但实际上你应该调整你的主观认识。改变科研体制的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难道你就只有逃离这一条路可走吗？”
那次，两个人谁也没有说服谁……
“从初出茅庐的高校毕业生，到成长为曙光院的高层技术管理人员，自己的成长道路上离不开王院士如师、如父、如友的引领和教诲。”
“这种引领和教诲让我懂得，科研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基础知识，也不是操作工艺，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还有就是要立志做一些事情去报效国家、报效人民的这种决心。我觉得这种热情和坚持才是做科研最重要的事情。”
张智在网上看到的西城日报这组报道中，杨越在向记者介绍他眼里的王院士时这样说。
杨越的这番话，让张智也想起了他刚到曙光院给王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