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的孔子还在圣贤范围内，是“至圣”，但拥有类神的地位，被儒教神化了。
儒教文化，忽视中华文化中原先的社稷为重的原则，以忠君为第一原则，所有儒家原则都必须服从于忠君原则。
真实的孔子重视忠孝，但还没有分出忠孝谁为第一，后来的儒教，宣传的是在忠孝不能两全时，舍孝而取忠。
孟子有民本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后来在忠君原则下，民本思想被忽视了。
行圣贤之道是原则，按圣贤之道做人和办事是愿望。社会发展有其本身固有的规律，圣贤的观点或原则是圣贤个人的观点原则，并不等同于社会存在。
孟了有民本思想，儒教却强调忠君，孔子的主要事迹是办教育和整理收藏中华文化，儒教却把孔子当成偶像式的教主，懂仲舒把“信”列入五常，就是希望天下人言而有信，诚信可靠，可天下人最难做到的就是信，本来圣贤的每一句话都应该是“真理”，可社会现实生活却只让圣贤的部分内容起作用。
所以对圣贤之言论也必须有个客观的认识，也必须分清主次，必须认识社会存在发展的规律。
是社稷为重，还是忠君第一，反映不同时期的特点。
东周时期，国人的生存意志还在，当时还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局势，国人的最低地位还有作用。民本思想出来了，也能得到众人的拥护爱戴，社稷为重思想也还能被重视。
皇帝时代，君王就是你的“父亲”，君王给你，你什么都会有，君王不给你，你什么都无，所以必须表现出对君王的忠心。忠君的发展，就是天下人对所有大大小小的君主和类君主忠心，上官就是小官的类君主，听上官的话，也相当于听君主的话，或小官只有资格听上官言，而没资格听君主言。
假定，圣贤之言是真理，君主和上官是实践中出现的圣贤，那么忠君或听上官言，与行圣贤之道是一至的。又假定，君主是世袭贵族，甚至有不肖子孙，上官不是凭贤能任命，而是有用人为唯亲现象，甚至还可能有贪官污吏，那么，忠君和听上官言，就与圣贤之道有可能背离。
在儒教区，行圣贤之道，衍化成儒士或大儒强化士绅或大儒的地位，为了在官员前分得一点地位和话语权。整个儒教社会，行圣贤之道也只是童子或学子的口头呼声，在社会实际中，真正存在的还只是听上官言，秦始皇的以吏为师，就确定了天下观念的格局，秦始皇易死，此格局却难死。
社会实际中，所有人听上官言，所有官员听皇帝言，这就是社会现实的根本现象。能听上官和皇帝言还要有资格，没有资格，要么就象高境界的道士样，超脱一切世俗的追求，要么就象流民样，自管生死。
无论圣贤之道怎样，都走不出利益的限制，有吃的，能生存下去，才能谈圣贤。其实上官也想救济灾民，也想行仁义，行圣贤之道，问题是要有经济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