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或一个民族，有容许哲人生存的空间。一个民族有了自己民族的哲人，才能处理好本民族的问题，因为有些问题是必须会出现的，必须要处理的。
旧明末之前的，有皇帝的史实，就是以忠君为最高原则，一切都必须服从忠君原则。圣贤的地位算高，但圣贤之说也必须服忠君的原则，圣贤之说的所有内容都必须与忠君相符。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许是当时反击匈奴的需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或民族处于危难之季，要求部分人作出牺牲，为挽救民族服务，是必须的策略，这种牺牲部分人的利益的事，只是一时的策略，而不是永久的原则。
如果把一时的策略当成永久的原则，就象真实历史一样，长期坚持独尊儒术的原则，长期坚持忠君为最高原则，长期坚持统一思想，不许圣贤之间的争论，那么，部分人的牺牲，就可能转化成为民族利益的逐渐牺牲。
采取一时的策略，是为了挽救民族危难或困难，如果由挽救民族衍变成逐渐牺牲民族，那就真正是本末倒置。
真实历史是汉武帝确立了独尊儒术后，儒学衍化成儒教，以后的历史就是长期只能让皇帝充许的一家之言存在，就是长期不充许圣贤之间的讨论或争论，长期抑制天下人的思维和创造力，长期让社会处于几乎停滞的发展状态。
圣贤之说，本来还需要人来掌握和运用，可天下只有皇帝可言或皇帝的代表言人可以发言，圣贤之说，也逐渐转变化的教条，圣贤之说本来是起正面作用的内容，可在病态之下，其不良的一面也发挥了作用。
忠君原则下，不允许圣贤之间在学术上，民族发展理念上的争论，但禁止不了私人利益之间的争斗，正面的思想上不允许争论，非正面的私利却争得更加凶猛。明末党争不可抑制，且愈演愈烈，都是借用圣贤之说在争斗。
明末圣贤之说的负面作用，另一表现出是士族利用其贵族性的一面，垄断利益，限制非士族人士。士族各党，表面上利用圣贤之说在争斗，在争斗的同时，排弃非士族人员参与，天下事的争斗，只有士族才有权参加争斗，非士族还是要靠边站。
士族各党的争斗是争利益，争官位也是不了争利益。明末的士族就是展现一种姿态，非士族就是不允许有想法，有做为，高级武将，想表示军事意见，文官政府认定为没有资格，其他一般人更没有资格参与任何事务。
本来人生存的世上，除了追求有吃的，还追求精神生活，人是高级动物，不可能没有意思活动和精神追求。
一个农民的追求，或自身的存在价值，就是有养活后代上。一个学了一点知识的人，除了用知识挣碗饭吃外，还想找到证明自己拥有知识或自己在社会上存在的价值的方法。这些本是从之常情，也是人的本能需求。可明末的士族就明确的告诉天下人，所有精神生活都是士族的，你们不必去想，直接就泯灭天下大部分的人追求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