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在让人调查西北情况，究其治安不稳的根源，最终得出的结论，除了离心离德的党项诸胡之外，最关键的就是官府的堕落与懈怠。
朝廷吏治搞的几十年，但总是治标不治本，下面阳奉阴违的官员多得是，不是抓几个贪官污吏就行了的，在观望了一年的西北变局之后，刘皇帝终于痛下决心，要对西北来一次深彻的整治澄清。
李继迁与党项人的问题，刘皇帝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对于西北官场，也同样如此。而经过“王寅武之变”的王玄真，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一展所长、咸鱼翻身的机会，更是死死抓住。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王玄真的西北巡检使团队，可谓是战果辉煌，太子刘旸打算支援安西的官吏之中，就有不少受到此次政潮牵连的官吏。
这一部分人，罪不至死，甚至有的就是无妄之灾，刘旸发挥其仁厚的特长，予以宽免，放逐西域，与其戴罪立功的机会，也是一种安抚的手段。事实上，刘旸这也是替刘皇帝粗暴任性的决定买单。
几个月下来，西北官场一大批官吏士绅倒了霉，效果是显著的，上下肃然，过去的张牙舞爪，变得安分守己，风气大改。
但同样的，造成的恶劣影响，也是巨大的，官场人人自危，怨声载道，从官府到民间，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安宁，反而因为武德司的“任意胡为”，变得更加浑浊。甚至于，一些官府的正常行政秩序，都受到破坏，大汉是不缺当官的人，但调整磨合也是需要时间的，刘皇帝意志太强，武德司手段过激，反而加剧了不安与混乱。
武德司就像一根搅屎棍，搅得西北臭气熏天，也使沉淀了几十年的污秽翻滚而起，而形势，也有向当年的川蜀、江浙、两广发展的趋势。
对于这些，朝廷不乏有识之士，赵普就曾找到刘皇帝，以当初蜀乱为例，向刘皇帝进谏。言当初平蜀大军胡作非为，致生大乱，为定蜀乱，朝廷对平蜀官兵不加怪罪，以稳为主，方依靠他们平乱致安。
如今，榆林生变，西北局势堪忧，大局需要西北的军政官吏协力合作，稳定地方，刘皇帝即便对西北弊病不满，也可效仿平蜀之事，待弥定变乱之后，再行整治，实无必要操之过急。
赵普的话很有道理，刘皇帝也明白，但就是有些难以接受，如今不比当年，刘皇帝的心态也早已发生变化。
因此，认可赵普建议，并予以赏赐的同时，在行动上，仍旧坚持强势，用刘皇帝的话说，朝廷澄清吏治、反贪反腐、镇压逆乱，还能有错？
若是拿下几十上百名官吏，就引得西北沸反，那恰恰证明其必要性，正好看看西北究竟隐藏着多少家贼国贼，多少逆乱份子，也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忠臣，谁与朝廷是一条心。
三十多年前，汉弱辽强之时，耶律阮举大军南下，他抱着打烂整个河北的决心，提兵相抗，那时情势何等严峻，今日之西北，与当初相比，又算得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