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太久。即便是下透了，也不能改变未来大旱的结局。你还是做好抗旱的准备吧。”
洪承畴勉强的坐回了座位，但眼睛还是盯着外面的雨：“不管怎么说，这一场难得的春雨，能起到巨大的安定人心的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你不要将事情想得太过完美。即便这一场春雨过后，再来一场，也不能改变整个西北已经混乱起来的局面。以王自用为盟主的流寇三十六营的杆子，绝对不会因为这场雨，就立刻散伙回家。而其中的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还有八大王张献忠，不沾泥张存孟都是死硬分子。尤其那个李自成不但骁勇善战，更是足智多谋，善于笼络人心，屡败屡战，成了打不死的小强。将来这个人是逼天灾更大的祸患啊。”
赵兴提起了这个沉重的话题，当时洪承畴那激动兴奋的心，转眼就冷了。
“都是山西官员无能，耿如起做孽，杨鹤留下的祸患啊。”洪承畴这么说，并不是推卸责任，而是事实的确如此。
在历史上，明末的农民战争，应该是从天启7年，澄城王二杀官造反算起的。
当时因为天灾人祸，延安，榆林地区三年滴雨未下，赤地千里，而官府依旧催逼课税，最终王二登高一呼：“与其被官府逼死，不如揭竿而死，谁敢跟我杀官夺粮？”
结果上万人响应，杀了当地的县令。
在这个年代，原则上流寇杆子遍地，但是只要你不杀官夺城，官府就当你是空气。甚至禁止各府县报告“变乱”的消息。
崇祯初年任陕西巡抚的胡廷宴，每逢州县以“盗贼”事上报，就不问情由地把来人打一顿板子，说道：“此饥氓也，掠至明春后自定耳。”
然而，这次王二杀官夺城了，纸是包不住火的，流寇的声势一天比一天高涨，地方官再也无法掩盖了，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报告。
兵部奉旨查核时，地方官又互相推诿。陕西巡抚胡廷宴，说是延绥巡抚岳和声管辖的边兵作乱，岳和声又说是陕西内地的饥民为“盗”。陕西巡按御史吴焕在疏中则各打五十大板，说:“盗发于白水之七月，则边贼少而土贼多。今年报盗皆骑锐，动至七八千人。则两抚之推诿隐讳，实酿之也。”这事儿就这么压下了，但这时陕北的农民大起义已经初具规模了。
而后来的耿如起更绝，他对农民起义，采取的是饥饿疗法。严防黄河沿线，不让流寇渡河侵入山西，然后断绝山西向陕西地区卖粮，准备饿死那些流寇杆子。
结果流寇没饿死，反倒让陕西的流民百姓大面积饿死。眼睁睁的饿死怎么办？简单啊，咱们也上山做杆子，加入农民军。
崇祯二年二月，三边总督武之望病死，左副都御史杨鹤接替。杨鹤抵任以后，看到陕西各地的灾荒十分严重，无衣无食的饥民，拖家带口千百成群地加入到流寇队伍中去，使他所部署的军事追剿收效甚微，官军疲于奔命，流寇却有增无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