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化，他被鬼子抓走抄写材料，父亲将材料内容记在心中，并将里面的情报送给党的地下工作者。
父亲为人厚道正直。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人民银行需要文化人，父亲能写会算，村干部找到父亲，让他到银行工作。父亲每天收回两三麻袋人民币，总能分毫不差地上缴国库。
父亲不善言语，上班只管干活，所做账目一目了然，别人都说他写写算算好本事。银行同事跟他开玩笑，给他起绰号“石头杵子”。杵子是古时候用来捣米、捣面的工具，意思是说父亲只会干活，没其他心眼。可谁的账目弄不清了或有了疑问找父亲帮忙，他会一一解答。
上世纪60年代初生活困难，人们吃树皮、野菜、蒲草根，父亲下乡帮村里开荒种地，耕、种、犁、耧、锄、耙样样会，社员们叫好：
“这个下乡干部干活真泼辣。”
种的荒地丰收了，社员分得救命粮，村干部和社员商量：
“下乡干部出了这么大的力，该给他一份救命粮。”
那时父亲瘦得皮包骨头，但是他说啥也不要救命粮。他说：
“这是我的工作，应该干的。”
村干部有点生气，说：
“没见过你这样的老实人，有点傻。不要不行，当干部也得先要活命，才能干好工作。”
趁父亲有事不在，村干部把五六十斤玉米放到他的住处，回去又把大队办公室门锁住。父亲想把玉米送回去，没人接，只好把玉米带回家，全部送给爷爷奶奶保命。当时，一分钱一斤的胡萝卜涨到五毛钱一斤。可见玉米的贵重！
上世纪70年代初，人们生活虽然好转，但依然不得温饱。上级为了鼓励老百姓养猪，规定母猪生了小猪可补助280斤猪饲料。猪饲料是山药干和玉米，人也可以吃。有人钻空子，找兽医大开饲料票。有的开到一千多斤，少的也有几百斤。兽医们也借此机会，浑水摸鱼，养家糊口。
粮食局在短期内发现一大仓库饲料卖完了，太不正常，立即停卖，调查后对虚开票的人做了不同处分。全县一百多名兽医，就一人没虚开票，受到表扬，那就是我父亲。
父亲对工作是兢兢业业，对儿女是男女平等。母亲告诉我，我刚学会爬时，一次自己在炕上睡觉，醒来爬到桌子上，把火柴盒撕开，吃了大半盒火柴棍上的硫磺。父母发现后赶紧给我喂中药解毒（当时没有西药）。
父亲怕不保险，抱着我到十里地以外找大伯的师傅李先生治疗。因硫磺中毒，我头上、脸上长满了黄水疮，头发全沾在头皮上，耳朵眼儿满是黄水，眼睛粘在一起，简直不像人样了。
李先生看了直摇头，但看在大伯的面子上，也不好说不治。在当时，把健康的女孩子扔了的也有，甭说病得不成人样了。父亲每天抱我去上药，风雨无阻。三四个月后，我竟奇迹般好了。
父亲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