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在此多事之际，汝能堪乱救时乎？坐议立谈无人能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空谈之被竟敢轻视事功，取笑定国安邦之人，诚为儒者笑尔。”
周子义被张敬修说的满脸通红，一时之间却又无言反驳，只得掩面退下。
众翰林见周子义被驳倒，都是惊讶于这年少年状元的辩才，周子义所说皆为理学正宗之言，是大多数读书人所认同的至理，而张敬修所言功业之中自有大德，确实史实实事，毕竟就连孔圣人都是这样评价管仲的。
张敬修环视着检讨厅中陷入沉思的同僚们，趁热打铁道：“我等儒者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却又不真正放下身子去为百姓谋福，反而为所谓的养望来自持身份，惜羽好名，为留自身清名，空谈仁义道德，将罪责归于君主，而耻谈功利，轻视事功，此可取乎？”
张敬修这话极是尖锐，说出了此时清流官的通病，他们的眼睛雪亮，只是却总盯着君主的私德，认为皇帝只要德行高尚，这天下就可以太平了。
所以，明朝的官场中，有一股受了委屈就’辞官’的风气，这能提现他们淡泊名利。而对于一些有悖于祖宗家法、圣人言论的政策，不惜用生命去反对，更让人无语的是，甚至有时候会毫无理性的为了反对而反对，以此来赢得一个’敢于直谏’的好名声。但是真让他们提出什么可行之策，就只能泛泛而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原因何在？不就是因为清流官们未真正去基层与百姓接触，未真正去治民、治军、治水，不知其中艰难，才敢满嘴放炮，说出些看似有道理的废话。
诡异的事，大明朝还就喜欢这种官员。因为没有去做实事，又总是说着正确的废话，这样自然名声好，品德高尚，升官也就自然而然了。这等导向，岂能放任？
想到这里，张敬修声音变得激昂起来：“吾等常言德在功前，岂不知功之所在，德之存焉。于为官者而言，有其功必有其德，无其功则德为空，为官者若能解百姓生计之苦，此即为大功，亦为大德。我辈读书人皓首穷经，常于故纸堆中索迹，言必称三代，却不知三代之道，就在三尺之内，日用之中，时时可躬身践行。
我等翰林若只愿为清贵词臣，从嘴上说三代之治，耻于事功，那么天下读书人自也效仿，如此想要实现三代之治，只不过空谈臆想而已，实枉作功夫，如井中捞月。
孔圣人言三代之治，乃是身体力行，俯身事功。可现如今，吾等于圣人之学，得其粗而遗其精，则流而为度数刑名，圣人之妙用，英豪窃闻之，循其流而忘其源，则变而为权橘纵横，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趋天下之变，而仁义道德不足以安定天下。
内圣外王，内圣是纲，外王是目，举一纲，万目可张，但索其纲，需从目寻，故纲目并举方为先圣之意，如此修齐治平可得矣。故而，此翰林往州县挂职之事，吾愿为先！”
从掌院学士诸大绶到各检讨，都被张敬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