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霸的时代，没有了市场，逐步从政治舞台上谈出，这正是理性时代里的必然。所以战国里的诸子百家学问只有引用《周易》来用于说理，把《周易》逐步恢复到本来的义理功用之上。上层人士没有人会把《周易》看成是卜筮之书。虽然孙武反对的“先知者不可取于象”这是针对卜筮的，并没有直接涉及到《周易》，但无疑为战国走向理性做了启蒙的作用。
庄子并不是孔门学者，但庄子一书里却把《易》列为六经之一。这也是最早把《易》作为经典书籍的说法。
虽然庄子认为的“六经”是六种重要的书籍，不同于后封建时期作为帝国意识形态上具有统治地位的儒家经典的经书。虽然都是认为的“经”，可所处的时代与地位性质不同了。庄子认为的“六经”是为重要的著作，而汉一降的“五经”或“九经”到“十三经”则是帝国里具有思想上统治地位的“经”书，即有思想界具有垄断地位性质。但庄子能够把《易》列为重要的书籍看待，说明庄子也没有把《易》（指《周易》）当作筮卜之书看待，而是看成理论书籍了。这是代表了战国时期对《周易》一书恢复到义理之书上的认识。把《易》称为“六经”之一，说明《周易》在精英人们的心目中已理解其精神要旨，不在认为是筮卜之书了。特别在战国后期产生的一些书籍里出现引用《周易》里的内容，同《诗》、《书》那样的引用是用于阐明事理的。无疑在实际运用中，把《周易》看待是一部理论书籍了。如《礼记》、《荀子》、《吕氏春秋》这些书籍里都出现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作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理。
例如《礼记坊记》：“《易》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以此示民，民忧争利而忘义。”这里的“《易》曰”内容是引用《周易》“既济”篇中的句子。
《荀子·非相》篇：“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这句话里的“括囊，无咎无誉。”是出自《周易》“坤”篇中的句子。
《吕氏春秋》里也有多处引用《周易》来阐明事理。
如《务本》篇：“《易》曰：‘复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无异，则动卒有喜。”
《召类》篇：“《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
《吕氏春秋》里出现的“《易》曰”的内容，同理是出自《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内容。
我们通过战国时期的书籍所引述《周易》一书里的内容来看战国时期的上层文化精英者是把《周易》作为义理之书看待，这应是无疑的。因为战国时期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也是巫术、数术在上层和文化学者层里失去了地位的时代，占筮问卜是遭到文化精英排击的时代。我们已知孔子，孙武都进行过启蒙，都反对占筮术。战国时期的上层精英们是知道，国家间的竞争和战争间的取胜要依靠的是什么，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