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不同的获益-风险曲线。比如，贝伐珠单抗等抗血管生成药物在转移性结直肠癌治疗中已经取得疗效。但在辅助化疗基础上加入贝伐珠单抗，不会给结直肠癌患者带来额外的生存获益。”?而如张煜医生提到的“人财两空”的悲剧，除了医生的原因，患者强烈的求生欲与对医疗技术收益的高估也会是原因之一。
在知乎账号中，张煜曾提到了自己劝阻了一位月收入仅3000元且已卖房卖地倾尽家财的父亲，采用一种每月多花费数万，却只能将女儿的中位生存期延长两个多月的疗法。因为他认为，也许女儿能多活两个月，但父亲“都不知道以后会过上什么样的日子，寿命都能可能减少好几年”。
然而，癌症患者家属往往并没有那么理性。一位曾经历过家人癌症晚期的患者家属y女士至今后悔未给父亲使用靶向药，尽管基因测序并没有对上。
“万一有效呢？”y女士说：“对于肿瘤晚期、常规方案都失败的患者，‘不合常理的治疗’是最后一根稻草。如果试都不试一下，家属可能要背一辈子的心理债。”
在肿瘤患者的治疗决策中，西方正在流行的是一种医患共同决策的方法——患者在完全知情自己疾病信息和熟悉多个治疗方案利弊的情况下，综合考虑自己的各方因素，如：经济承受力、家庭结构、工作性质等，最终作出最适合自己的医疗决策。?在中国的现实中，医患之间的这种充分沟通几乎是奢望。
而沟通的缺失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又成了普遍存在的，未经严格临床证实的诊疗方案的温床，而监管的缺位又进一步助推了这种乱象。?像监管抗生素一样监管抗肿瘤药物，可行吗？
4月19日发布的消息指出，“下一步，国家卫健委将持续推进肿瘤诊疗管理工作，进一步健全管理制度规范体系，加大监督指导力度，确保相关要求落实到位，着力提升肿瘤诊疗规范化水平，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然而，恶性肿瘤临床治疗决策复杂，再加上近年来相关药物上市不断加快，指南、政策频频更新，如何在优化治疗效果的同时规避不良风险，一直以来，不仅是肿瘤医生面临的一大考验，也是对监管部门管理水平的考验。
张煜认为，缺乏监管是发生不良医疗行为最重要的原因。实际上，国家近几年来针对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已颁布多项文件。
2011年，原卫生部医政司发布最早的指导原则。
2018年，国家卫健委启动了全国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相关指导原则随后每年都有更新。?对于这类原则，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陆舜教授曾在2019年肿瘤免疫治疗高峰论坛上做过一个比喻：?指南好比是gps（卫星定位）地图，它能告诉我们从北京开车到上海有哪些路线，哪些是捷径，哪些是弯路，?哪些是死路。
但是合理化规范用药好比是交通规则；开车可以按gps推荐的路线走，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