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中，他找到与之相类的同形字进行对比，认定这是最初的象形文字，是古越族的文化遗存。
何天行撰写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并由蔡元培先生题签书名，作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第一种于1937年4月出版行世。这是介绍良渚文化最早的一部文献。
自此之后，考古发现不断在良渚上演。从“良渚遗址”到“良渚文化”再到“良渚文明”，附加在“良渚”一词之后的内涵，越来越深远。
1959年是良渚文化研究的重要节点。这一年，国内考古权威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将良渚遗址为代表的这片史前遗存命名为“良渚文化”，这属于当时中国最早命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之一。
从此，“良渚文化”开始变得广为人知了。
上世纪80年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瓶窑镇西北的吴家埠建立了“良渚遗址考古工作站”，良渚的考古发掘进入了一个高峰期。
1986年正逢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纪念活动定于11月在杭州召开。作为东道主，浙江的考古工作者拿什么样的学术成果来迎接这次盛会？
反山遗址的发掘就是准备工作中的一项。当时，反山是一座毫不起眼的土墩，如果不是有厂家要在这里取土，可能发掘还未必那么快地提到日程上来。
领队王明达回忆，在一个雷雨之夜前，他们清出了一块粘有小玉粒和漆皮的土块。由此，经过100多个日日夜夜的紧张发掘，良渚大墓现身在世人面前。也是在这里，出土了后来大名鼎鼎的“玉琮王”。
在那一年的纪念会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讲道，浙江史前文化有了两朵花，一朵河姆渡，一朵良渚。
第二年，考古队又发现并挖掘了瑶山遗址。当时的发掘条件相当艰苦，山顶上风吹日晒，吃住也十分困难。考古队员们为了避免来回奔波，不得不住在附近公安局下属的安康医院里。
好在瑶山的表土不深，仅有20多厘米，所以发掘进展很快，短短一个月时间，就挖了近600平方米，清理出11座良渚文化的大型墓葬，出土玉器上千件。
当时担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二室主任的牟永抗说，单就玉器而言，这两次挖掘，数量、品种或花纹均超过以往历次发掘所得良渚玉器之总和，还发现了许多新器种、新纹饰，成为良渚玉器一次轰动性的空前大发现。
时间推进到1992年6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蒋卫东在遗址的一片台墩上试掘了一下，发现有一层坚硬的沙土。他颇感奇怪，沙土通常是冲积形成的，在一个10来米高的台墩上怎么会有沙土，莫非是人工搬运上去的？
为了揭示这片沙土的真实面目，省考古所杨楠、赵晔等组成考古队，在这片后来被命名为莫角山的土墩上挖掘了近一年的时间，揭露面积共计1400平方米。这次发掘让莫角山的庐山真面目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