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人都知道，先生从来没有在学术史的立场之外品论过任何人，先生评人论事都是从事业出发的。
宿先生罕见的点评三位先生。
可见对他们三人学问极为认同。
然而，那已经2011年以后说的话，旧友学生纷纷离去以后，老人也开始陷入了对往昔的怀念还有对中国考古学未来之担忧。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应该也对往事开始释怀了，早些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也都烟消云散，都成过往云烟。
俞先生的著作不多，是说78年之前。
这个时间段，他的成果有限。
在北大，除了撰写三门峡调査报告外，完成了邺城调查记（1961年发表），弄清了邺城的三台名称。还在昌平雪山、江陵太晖观和临淄齐故城搞了发掘。
此外，就是北大的教材，1961年铅印成册的《中国考古学》，秦汉部分就是俞先生写的。
现在大家用的北大中国考古学系列讲义都是在以前的基础上修订的。
1957年夏，在北大读研期间，他开始编写勘察报告，差不多花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三门峡漕运遗迹》的考古报告，这报告被列为《黄河水库考古报告集》的首号，1959年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成为新中国研究黄河漕运的开山巨著。
早在上周，苏亦就去图书馆借阅这书。
他自然不会去研究三门峡漕运遗址，更多是一种好奇。
好奇俞先生读研时间对报告的完成度如何。
然后对比一下自己的水平跟当年的俞先生有啥差别，确切的说，差别有多大。
大家都读研，有时候，暗戳戳跟一下年轻时代的俞先生pk一下，也挺有趣的。
毕竟，从很多方面来说，俞先生的经历或者兴趣爱好都跟苏亦挺相像的。
谁能够想象，俞先生最初想读的并不是考古专业而是美术史。
这真不是苏亦瞎掰。
而是他上周跟俞先生去学生会申请古建保护协会的时候，俞先生亲口跟他说的。
当时，俞先生说，“我大学时的志向是搞美术史，分配的第一志愿是中央美院，结果分配到考古所。当时考古所的所长是郑振铎，副所长梁思永和夏鼐。我听过郑先生讲过一次中国美术史，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最难搞的是美术史。”
这话苏亦是认同的。
美术史确实最难搞。
不然，他也不会跑去读文博了。
好吧，这是玩笑话。
前世，美术史的成果已经很多了，整个学科也都搞得像模像样。甚至美术考古都弄起来，就连广美都开始有文博研究生，开始研究美术考古方向。
苏亦也专心致志的弄美术考古的话，未必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