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官员迫于压力“不得不贪”的情况，但不管制度怎么设计，都跟不上贪污手段推陈出新的速度。
人的欲望，是不会终结的。
官员、税吏、乡绅，他们之中会有道德高尚的个人，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就像纳敏夫教训蒙古台吉们时说的那样，他们鼠目寸光地敛财这一点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倒不是说农民和牧民的就一定更大公无私，但他们不必经受这么多的诱惑，从最终结果来看肯定是保有更多“安贫乐道”的美德。何况头脑正常的皇帝都会知道自耕农是自身统治的基石，自耕农群体崩溃了，国家就完蛋了，别说他们是一帮以养家糊口为目标的穷光蛋，就算他们都是变态杀人狂，朝廷也得维护自耕农阶层的稳定。
此外，还有佃农的问题，他们和地主之间的很多事在理论上就压根不归官府管，现在闯军推行的模式是每亩只收四斗地租，地主不许要求佃户无偿劳动，鼓励永佃制度，让佃农和地主签订契约，租佃期限至少十年。还有对借贷利率的限制，月利率不能超过三分，利息总额不能超过本金。
无论是税制改革还是租佃改革，都可以说是“逆流而动”，强行逼迫在目前生产力水平下占主导地位的地主阶级让出一部分利益。在正常的政治运行过程中，是绝不会有这种政策出现的。
之所以会有这种政策出现，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当地主阶级短视无序的剥削超过了农民能够承受的上限，就会爆发农民起义，逼得地主们采取更有秩序、程度更低的剥削方式。但暴力的效果终究是短暂的，时间一长，便故态复萌，最后再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再来一次农民起义。这才是“历史周期律”的真正内在因素，而不是用“精神懈怠”“惰性发作”这种主观的理由能解释的。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统治者，只要不是个废物，就会至少设法减缓这种周期律的到来。因为时代不同，环境不同，视野不同，立场不同，能力不同，自然也各有各的办法。就以李自成来说，他想到的办法肯定不是“民主”。
李自成看到的情况是，每当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运动，只要农民有了组织，形成规模，哪怕是数百人，地主也会噤若寒蝉。没人敢拿乡勇去镇压本地的农民运动，因为乡勇就是本地农民组成的。
可一旦官府介入，形势就立刻变了，不管地主们之前答应了什么，肯定会全都翻脸不认账。那么官府又是出于什么动机介入的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反贪官不反皇帝”其实是有道理的，你和你们村里的财主老爷在皇帝看来哪个更重要？哪个也不重要，你们对于皇帝来说都还没有御花园里的蚂蚁真实，反正都是他不认识的人，他犯得上袒护谁？
地方官首先怕今年的税粮收不上来，那样的话他的考绩就泡汤了；其次就是士绅们错综复杂的关系，指不定谁就能一杆子捅到他的上级那里去；最后才是他自己个人钱财收入。
在这三点上，农民肯定都是玩不过地主的。地主在基层的势力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