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大于农民的，县官要是把县里的乡绅豪强都得罪了，税肯定收不上来。要托关系走后门或者给官府行贿，自然也是地主更厉害。所以，每当农民提出减租减息之类的要求，除了那些个别真有信仰，真的清正廉明的青天大老爷，一般的官员当然是向着地主的。
但是当组织起来的农民数量超过一定的界限，情况又不一样了。只要抗租抗粮的农民足够多，县官一样别想再混了，所以他们就会开始试图和稀泥平息事态。当农民集结到足以攻下县城的数量，那就是当年米脂起义时的情况了，知县在农民面前望风而逃。
不过，还有另一种情况，一旦官府认定这是刁民造反，派官兵来，那管你聚起多少农民，都是要杀个精光的。
但假如农民更多，农民里还混有李自成、王瑾、谷可成、张能这样军事能力强悍的人呢？结果很明显，先是官兵被干翻了，现在大明朝也快被干翻了。
所以，李自成根据自己这么多年的经验得出的结论就是：靠农民的暴力反抗催生出的政策之所以不能长久，是因为暴力还不够。
自然不是农民的反抗精神不够，而是他们的暴力是无序的，缺少组织，缺少纲领，缺少面对更强的暴力的镇压时的抵抗手段。这种反抗做到顶尖，就像另一时空几年后闽赣边界的田兵那样，斗争纲领、基层组织都搞得很好，唯一的问题就是打不赢清军，不管前面做得多好，最后依旧是枉然无用。而且农民的反抗只有在彻底绝望的时候才会被逼出来，所以也就不具备持续性，时而狂暴无比，要和地主同归于尽，时而又逆来顺受到了极点。
李自成的解决方案，就是提供一种有组织的，能够在利益推动下长期持续的，令人两股战战又不必你死我活的稳定暴力。用暴力作为治国方法之一不是问题，现代社会的军队、警察也是暴力，关键是暴力要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