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雯宁死不屈的个性光辉，最后也正是在恶劣凶险的环境压迫下得到了辉煌的表现。
事实上，作家对社会环境的感觉与认识，常常能见出作家独具慧眼。比如英国著名女作家伍尔芙在谈论《傲慢与偏见》的作者简·奥斯丁时就曾说：“在所有伟大作家当中，简·奥斯丁是最难在伟大的那一瞬间捉住的。”之所以难以捕捉到奥斯丁的“伟大”，是因为这位女作家的长篇写的多是“乡间村庄的三四户人家”，是这类“小天地”中绅士淑女们的一次次的舞会、喝茶、串门、闲谈、打牌和散步等等。它们构成了奥斯丁不断出现和不断流动的主要生活场景和大量细节，各种人物就生活在这种“小天地”中。然而这没有妨碍奥斯丁进入到伟大作家之列。原因在于奥斯丁深刻注意到了“乡间村庄”这种特殊社会环境的特殊意义，从而经由“小天地”而展示了大社会。无论是刻画人物百态还是展示情节世界，很多优秀作品都显示出了作者能够发现特殊环境的特殊审美价值。
对于环境来说，社会与自然的文化空间非常重要。不同地域文化和不同民族文化，对文学的环境意识影响很大。比如充满神奇怪异色彩的楚文化对楚辞浪漫主义的熏陶，苍凉边塞对盛唐“边塞诗”慷慨悲壮之诗风的催化，“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方游牧地区对北朝民歌的滋养，这类例子比比皆是。事实上中的文化环境问题，我们从文本的创作中还可以看得更清楚。就从中国当代创作来看，文化环境的多样化，如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风俗民情和文化习俗等，对中的环境描写就有巨大影响。
“文革”前，山西作家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人的创作曾被称为“山药蛋派”，这就是一种地域文化的显示。新时期以后，大陆地域文化已经形成了诸多流派，成为当代创作一道醒目风景。如邓友梅的《烟壶》、《那五》、《寻找“画儿韩”》等作品，就被称为“京味”的代表；王安忆、陈乃姗被称为“海味”创作的代表；陈忠实、路遥、贾平凹、张石山、杨争光等的则展示了悲凉的秦晋风情和粗犷的“黄土文化”；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与东北高密乡血肉相连，展示了东北文化的神奇壮烈；李杭育的“葛江川系列”表现了吴越文化的清灵和风骨；湖南作家群的古华、韩少功、何立伟、蔡侧海和孙健忠等，则淋漓尽致描述了色彩浓郁的湘土风情和颇为神秘的楚文化。如此等等，都可见地域文化对大陆当代的影响。地域文化既是培育作家的摇篮，也是滋养地域文学和艺术特征的深厚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