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虽然都是成书于清代，但与明晚期是比较相像的。清科举基本沿袭明制，而且因社会总体安定，社会上走科举道路的读书人数量很多，科举录取比例也很低。
“什么！范进是谁？”
面对李平的脱口而出，周文却疑惑了。他不可能读过连作者都还没出生的《儒林外史》，更不可能知道谁是范进。
“没什么，想起了一个原来听说过的生员，和你描述的状态差不多。你继续讲。”李平急忙掩饰道。
周文怪怪的看了看李平两眼，估计是习惯了，也没纠结，而是继续说道：“由于走科考这条路实在太过于艰难，再加上科考花费较大需得家中有足够余财供养才行，很多家境艰难的生员不得不早早弃巾，甚至很多家境殷实的也不愿再坚持下去。大量弃巾也就成了一件很普遍的事。”
“那不读书干什么？”李平好奇道。
作为后世人，李平对古代的读书人是有刻板印象的，也很难相像读书人不读书还能干什么，难道要务农和吃家里老本吗？
“经商，很多人都选择了经商。”周文的回答很平淡，也很见怪不怪。
“经商？”但李平却被惊讶到了。
古代读书人不是最看不起商贾之术吗？
但周文在这个问题上还真没撒谎。
明中晚期大量生员弃巾是非常独有的社会现象，同样读书人大量改当商人也是其特有现象。
明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其实是远远高于以往朝代的，至少没有规定商人之子不准出仕或者参加科举，明朝中后期的张四维、王崇古两位有名的阁老就一个出身于盐商世家，一个出身于大富商家庭。
《四库全书·念安文集》也记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正德人周宪，因母亲要养活四人，他与兄长同科考，花费较大，母亲一人无力承担，所以周宪就放弃科举去经商了。
当然，这也是明代商人集团对朝政影响巨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比如收税艰难。
不过，周文并没有理解李平的惊讶，他还以为是李平对这个“众所周知”和没有触及实质的答案不满意。
于是讪讪的接着说：“当然值此国朝多难之际，他们也有了更多的选择。这不就有受到我和杨玉昆的影响而跑到我们这里来从军的吗！还有的就干脆跑到贼军那里去做官了。读过书的总会有不甘心。”
“我去！”李平禁不住骂出一句。
他这不仅是明白了一个问题，而是同时明白了两个问题，甚至另一个问题更大，更致命。
周文果然不是白给的。
对李自成的消息，李平是一直非常关注的，只是由于军事上的对峙，使得能传过来的信息往往是碎片化的，而且真伪性也很难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