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但如失去这两个前提特别是以嫁祸他人或危及他人生存为代价的商业活动，就没有任何可谅解的余地。这足以说明商人的逐利本‘性’既不会因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更不受民族大义观的制约，此亦表明即使是战争和苦难也不足以改变他们追逐利润的内心，与‘蒙’古人合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说这些行为因发生于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商贩群体鱼龙‘混’杂的沦陷初期不具代表‘性’的话，那么在帅府军退出广州后，‘蒙’古人迅速接手了政权，并立即着手对这里的国际商贸活动进行恢复。为规范广州的商业活动以便收取税赋，元廷对商家重新审核登记并成立行会，他们的行为按说应能够真实地反映其民族立场。
而赵昺看到的只是贪婪和逐利，囤积居奇、黑市‘交’易和走‘私’贩运成为商业活动的主体，正常的市场‘交’易也因商人抬价与反限价受到严重影响，表现出浓厚的投机‘色’彩。当然这也与‘蒙’古人的掠夺政策有关，他们为了得到更多的利润以行政手段和特权强行征收高额的赋税，造成沦陷区物资匮乏、货源紧张，不仅未起到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反而‘激’活了商业投机和走‘私’买卖。
接下来币制转换与中统钞的滥发，造成物价持续上涨并加重了货源紧张局面，商人不得不采取囤积和反限价对策，竟出现销货之多者，反不若销路之少者有利可图的现象。面对持续上涨的物价和日益吃紧的货源，商家不敢将货物轻易脱手，即便出手也要在售价中加进下次进货时的涨价部分，并因涨幅难测又要加保险系数。
如此辗转相加，物价被进一步拉升，却无人顾及普通百姓的生活。简而言之，沦陷广州商人的投机活动，既有自保的成分，更不乏逐利的动机，赵昺唯不见他们对民族主义的考量。
若是说商人逐利，见利忘义，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而士人历来被认为是社会中坚和民族良心之所系，其立场和行为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他们之中在亡国之后其中有为国殉道者有之，但是在节‘操’的弃与守的大是大非这个问题上，在国之存亡之际，大多数人还是做出了共同的选择，在守节和失节两极间走向了灰‘色’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