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
晚唐时期，由于北方战乱频发，而江南相对稳定，因此经济重心逐渐南移。而江淮之地由于水网密布，大运河贯通南北，交通运输十分便利，于是成为了主要的产茶地。淮南节度使治下的歙州、浮梁等地成为了当时最重要的茶叶交易中心。这里的茶叶沿着大运河北上，输入山东。再沿着黄河西进，流入东西两都，形成了一条庞而不杂的茶叶贸易网。茶税，也成为唐朝最重要的税收之一。
在古时专卖制度是除税收之外，朝廷最重要、最稳定的收入来源，比如汉武帝时期开始推行的盐铁专卖。唐朝收归专卖的第一个就是食盐专卖，岁入约二百七八十万贯，黄巢就是私盐贩子的头头。而第二个就是茶叶，岁入约八十万贯。自唐朝中叶以后，饮茶习俗遂步扩散，需求量逐年上升，只要把握得好，里面蕴藏着无限的商机与利润。
但是唐代的湖南既不是食盐产地，也不出产好茶叶。湖南又不靠海，没有盐池或盐井，自然产不了食盐。但是湘江两岸的土地肥沃，降水丰沛，气候温和，非常适合茶树生长。产茶不多是因为当地闭塞，官府民间都不重视。民间没有种植茶叶的习惯，因而没有引入良种。
当时天下的好茶出在江淮。当年朱温与杨行密交恶就是因为茶叶，朱温逮捕了杨行密派到汴州的唐令回，并没收了淮南的茶叶一万担。如果朱温、杨行密两个强藩一直睦邻友好，大运河维持畅通，那江淮茶叶可以凭借其悠久的名声和良好的质量，可以轻易将后起的竞争者扼杀于摇篮之中，从而垄断了市场，就不会有湘茶什么事了。
湖南本来也一直有小规模种植茶叶的传统，比如衡州的茶叶质量还不错，也小有名气。但由于交通不利，再加上湘茶的质地较江淮、川蜀略逊，这些茶叶难以销往外地。所以，湖南的茶叶种植一直以来就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局面。
但朱温与杨行密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敌对状态，并且在清口之战后，两者谁也灭不了谁的态势越来越明显。中原与江淮成了死敌，军事上严重对立。两者间的经济交易自然全部中止，并且这样的状态保持了数十年之久。而另一个重要的的茶叶产地四川，由于当时的四川王建也一直和朱温作对，因此四川的茶叶也无法进入中原。
对于湖南的茶叶，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湘茶能够迎头赶上的绝好时机！高郁看到了这个机会，于是积极引入茶种，推广种植。高郁在实施的过程的，不急于谋利，而是让利于民。
为了促进茶叶的生产与贸易，高郁取消了茶叶专卖的制度，采取“令民自造茶”、“听民售茶北客”的宽松政策，让百姓自己制造茶叶来吸引商家。在唐代，茶叶和盐铁一样，民间私自买卖被抓到，轻则杖责，重则杀头。茶叶买卖，是一条民众不敢碰触的禁区线。这条保守的措施，无形中为唐朝的茶叶贸易设置了一道枷锁。高郁把这道枷锁的束缚彻底抛弃，为湖南的茶叶生产大开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