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纳粹娱乐。他们让拄著拐杖的瘸子跳，让最胖的和最瘦的、最高和最矮的、老人和孩子配对。他们在拼命地跳，因为只要倒下，就会被欣赏这种恶作剧的德国兵打死。
在隔离区中，家家户户都提心吊胆，不知哪一刻会被枪杀。有一天全家正在吃晚饭，突然纳粹的警车来了，手持冲锋枪的盖世太保冲上了隔街的楼房，他们全家挤在窗户前，惊恐地看到，对面一家犹太人也在晚餐，纳粹军官喝令他们站起来，其中一位做轮椅的老人由于病体和惊恐，怎么也站不起来，于是他被连人带椅一起从窗户扔了出去。老人和轮椅在半空中才分开，然后摔落在石头街道上。被带到楼外的十几个犹太人，被喝令沿著警车的光束奔跑，在半途中，突然全部被射杀……
如此疯狂的屠杀每天都在进行，不仅如此，人们还被饥饿和疾病吞噬著。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的那个冬天，在隔离区里仅是死于伤寒病者，每月就达五千多人，这还不包括那些被枪杀和饿死的犹太人。
斯兹皮尔曼全家在隔离区近三年之后，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和其他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一起，被集中到火车站；没有谁知道下一步的命运是什么，虽然毒气室的说法已有流传，但人们仍不相信。斯兹皮尔曼的哥哥居然还在看牛津版的莎士比亚。在烈日暴晒和惊恐等待中，一个想乘机发财的孩子竟兜售糖果，斯兹皮尔曼的父亲凑了全家人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块糖果，把它切成六份，每人一块，这成了全家“最后的晚餐”。
铁罐车终于来了，在纳粹枪托的殴打下，拥挤的人群被塞进了运载牲畜的车箱。在上火车的一瞬间，一个被纳粹雇用的犹太人警察突然把斯兹皮尔曼从人群拉出来。斯兹皮尔曼挣扎著要回父母兄妹身边，他高喊著：“爸爸……”但那个警察实在是怜惜这位全波兰知名的艺术家，死死地按住他，喝令他快点逃离，保住自己的命。斯兹皮尔曼的父亲脸色苍白，嘴唇发抖，他试图微笑一下，但是无奈地、痛苦地举起了手，向斯兹皮尔曼挥动著告别，父亲和全家就这样永远地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失去家人之后，斯兹皮尔曼被强迫在隔离区做苦工，那双弹钢琴的纤细的手，要去挖土、砌墙，做杂役。有时在结束劳役收工的路上，看押他们的纳粹士兵随意从队伍里拉出几个人，然后用手枪一个一个地把头颅打开花。
当五十万隔离区里的犹太人被一批批拉去奥斯维辛，最后只剩六万人时，斯兹皮尔曼被波兰地下音乐家反抗组织营救了出来，躲藏到一个公寓里。这个空荡的房间里竟有一架钢琴，已在隔离区里渡过三年，第一次见到乐器的钢琴家欣喜若狂，但他不敢弹奏，怕有人发现他藏在这里。坐在钢琴前，他遏住自己的欲望，只是默忆乐谱，做模拟演奏，让起伏的双手，在键盘上空挥出无声的音符，飞翔在想像的自由世界……
在做苦工的时刻，在废墟搜寻食物的日子里，斯兹皮尔曼从没忘记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双手。正是这种有一天还要弹琴、还要回到音乐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