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书信标志，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寄令狐郎中》写道:“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可见，直到唐代，“双鲤“还是通信形式的代称。
以当代左右时期来说，在列国称雄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地区的邮驿依然得到发展。例如，刘备曾经经营川陕驿道‘交’通，“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而《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典略》又谓：“（刘）备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馆舍”和“传舍”，是相同的邮驿设施。魏国有诏书命令远在河内的司马懿赶回洛阳，“三日之间，诏书五至”。司马懿“昼夜兼行”，“四百余里，一宿而至。”也反映当时邮驿十分畅通。
这时期邮驿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纸质文书得以普及。据说左思《三都赋》写成之后，“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纸逐步取代了简牍，使邮书的传递更为便利。
说驿站有名，还有一些东西同样非常有名，也属于这个范畴之中，那就是符信，比如著名的虎符、窃符救赵等等就是这类东西。
中国进入战国时代，封建社会从此形成、发展，前后长达2000年。作为封建社会的开始，战国时代生机勃勃，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通信事业随之而有了巨大进步。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交’往空前频繁。那时，以东周王都洛阳为中心，东至齐鲁，西到关中，北抵燕赵，南达吴楚，四通八达，都有驿道相通。因为当时诸侯国频繁角逐，各自有一批说客谋士，他们往来在各国间游说谋划，也促使邮驿空前繁忙起来。
战国时期，邮驿通信繁忙的标志之一是简书与符信的风行。
那时候，纸张尚未发明，而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已被淘汰，逐渐兴起的是竹木制作的简书通信。简书是把书信或文章刻写在竹木简上，西周开始出现。《诗经》上便有：“王事多难，王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意为：国事多艰，周王得不到安宁。我岂不想早日归乡？害怕的是政fu又发来军事文书。这里“简书”就是竹木简书信。战国时候，大凡日常公文、官吏奏报、官方通信、说客上书，全用简牍。简信一般字面向内，捆上加封，长信则把简片用皮条连系成册，卷成一卷，装外加封。这样的公文书信，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比以前甲骨轻便多了。
符信是通信的信物，即通行的凭证，有符有节。节，是身份证明，供使者或商人在路途中使用。持有此节者，沿途住宿伙食一律由传舍供给。在湖南长沙出土过一枚战国时的铜节，为马形，又称“铜马节”。据古文字学家于省吾考证，这是作为“骑传侯”的身份证明。“侯”，是掌管骑传的官名，“骑”是单骑通信的称呼，“传”指“驲”这种华贵的传车。骑传侯是专理车传和马传的专职官吏。有了这一份证明，在邮驿大道上就可以畅行无阻。符与节略有不同，大半是军事凭信，也可作为国家治安所规定的通行证件。一般说符分左右两半，一半为国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