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总理此时只能是默默点头，他已经确信杨少宗的说法比其他所有专家都要重要，因为杨少宗考虑的更远。
他稍加思量，转而和杨少宗道：“高铁这个项目，中央这边已经讨论了很多次，铁道路也在谈，关键问题不是我们想不想搞，而是资金从哪里来。我们讨论了两年，能够拿出来的资金也就是几个亿，还不如你们在市场上筹集的零头多。如果你们愿意搞，那很好，我鼎力支持。你就是要搞大飞机，我也支持，你们自己筹集资金，上马这些对国家有百年大利的好项目，我为什么不支持？至于中国房地产业究竟要如何发展，这个事情暂时搁置一下，国务院这边委托你们旗州经济研究院和中旗投行的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做一个课题，做一个长期的分析，数据要精确，算的要扎实点，我们重新看看，重新讨论，不急于求成。”
杨少宗大喜，道：“好，我等下就给茅院长打电话，让他带队亲自重新做一个整体研究，实际上，我们一直有很多数据，包括对全球地产行业都有系统的分析，只是没有针对全国单独做这个长期预估性的分析。”
容总理道：“所以，这个事情还是要交给你们来做。另外呢，我今天请你到我家里吃饭，也是想单独就你以前提出的中国政府投资控股公司的想法再做一个探讨！”
杨少宗倒是没有想到容总理还会提起这个事情，这基本还是93年的事情，他当时在国企改革小组担任组长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意思是很坚决的，那就是中国国企改革必须效仿新加坡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如果非要搞出一个中国特色的国企改革，最终只会走出一条不伦不类的国家垄断主义之路。
在这一点上，他和国内主流的经济学家基本是持有完全相反的意见，别人还是觉得中国可以搞一个特色改革，中国是泱泱大国嘛，必然要有自己的模式和道路。
他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从资源的自然利用率而言，自由的市场经济是最好的，其次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垄断主义和垄断主义则是最后的选择，也是最差的效果。
那个时候，他在理论的水平声望上都不足以和茅于时、李兆棠平起平坐，他提出的意见很容易就被大家忽视为小道之言。
现在不一样了，随着他在经济学上的成就不断高攀，随着他成为亚洲首富，他的意见……只要不是被中央政府有关领导故意无视掉，基本都会对国内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他在中国经济界的地位……你现在是不可能忽视的。
中国政府投资控股公司这个事情，杨少宗在93年的时候曾经谈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惜报国无门，他也只能搁置。
现在重新提起，他不得不再多思索片刻，这才和容总理说道：“我还是原来的想法，中国的国企改革必须去学新加坡，不要因为新加坡是小国，不如、美国的经济成就高，我们就不在意，实际上，这确实是我们唯一可借鉴的例子。坦率的说，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