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如果届时爆发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我们中国的gd就得降低50%。十年的发展成绩全部毁于一旦，为什么会这样，毫无疑问是我们的资本全部流向了两个暴利领域，没有扎扎实实的将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构建起来，我们只是搞了几千个代工厂，生产塑胶鞋和羽绒服，我们的高铁、客机、高精度机床、lng、芯片全部是从国外买的，我们全国的操作系统是微软的，芯片是英特尔的，手机是爱立信的，机床是三菱的，压缩机是三洋的，汽车发动机是本田的，核电站设备是西屋和东芝的，高铁是新干线的、阿尔斯通的，变压器是bb的，低压开关柜是西门子的，服务器是ibm的，信息设备是思科的，通信设备是贝尔的，甚至连我们满大街跑的汽车都是合资企业的，挂着别人的牌子，用的是别人的车型，我们连一辆轿车的自主研发都做不到，我们的牙膏香皂都是外国品牌，我觉得这样的中国是一个悲剧，哪怕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甚至是第一大，那又有什么意义？”
这一刻，容总理沉默不语，他实际上是主推深州模式的幕后力量，没有他的支持，大家不会统一的无视杨少宗的那些提议。
这天晚上，容总理本意是想安抚一下自己的老部下，说说自己的苦衷，他不是不欣赏旗州模式，不是不欣赏杨少宗这些年在旗州搞出的这些特殊情况，而是他确实做不到。
几千个地方政府嗷嗷待哺，中央的这点税收盈余根本支持不住。
可在这个晚上，他被杨少宗说的很痛苦，他实际上也知道自己的一些选择是对长期发展无益的，他只是没有想清楚具体的不利影响在哪里。
杨少宗则很干脆的告诉了容总理，以一个资本家最犀利的目光看出了问题最为关键的部分——资本的流动性问题。
见容总理犹豫着，杨少宗继续劝说道：“总理，我也搞了这些年的国企改革，您应该是很清楚的，如果说国内有谁是最了解国营企业体制的，我觉得最深入的人应该是我吧。我则要说，指望国营企业去搞这些高科技和高资本的工业核心投入很艰难。我现在拿出六十亿豪赌高铁，那是很有把握的，我从94年开始布局，今年才正式提出来，在此之前，我们已经通过神州工业集团筹备了一个完整的研究中心和产业链，很多基础研究和技术引进也持续了两年。我实际拿出了二十个亿，其余都是靠资本市场去解决问题，只要融资到位，我要拿出三个亿专门奖励整个科研团队，主要负责人都是我们国家工程院的机车领域院士，我和他们从95年敲定了一份合同，只要搞出来可以实际运营的高铁，每个人单独奖励一千万，另外跟着团队再进行奖励。我们现在预计5年内，2000年左右就能有自己的高铁实验车型，2004年之前，我们希望做成熟，至少能保证230公里每小时的稳定时速。问题是我们不止这一个项目，地产业不受任何限制的高速增长下去，本身就是一辆不受限制的高铁，它跑了起来，其他的工业项目怎么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