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租借开始，让农民自由调节。
他也不赞成集中一切财力发展东部。
他的逻辑很简单，东部发展过快，收入必然要增加，全国收入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物价上涨，一部分人买得起，大部分人买不起，这叫什么社会主义，这叫什么和谐发展？
如果全国大范围增加收入开支，收入涨了，在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没有发展起来之前，中国靠什么来维持就业率和经济增长？
所以，中央在政策上一定要均衡，还是他的那一套思想，均衡发展，不要追求速度，有钱的省就少投入一点，没有钱的省就多投入一点，每个都是亲儿子，不要有任何的偏向。
不要去搞什么龙头经济，龙头多了，中央的控制力就弱了，地方就敢和中央叫板。
如果物流成本低，在中部建厂靠近原材料产地，实际出口成本差不多，物流成本越高，东部发展相对就会越快，全国不平衡。
实际上，杨少宗此时的经济理论和中国建设理论完全颠覆了老邓的那一套，但他还是积极大胆的鼓励新一代的领导人要有勇气推陈出新，要坚持搞一套新理论，要有自己的理论思想，要与时俱进，要建立自己的地位，不要盲目相信过去的老经验。
推出自己的理论，建立自己的地位。
这当然是好东西。
大家都想，可是，这个理论从哪里来？
杨少宗的“综合性的平衡理论”就是为此而来，他将这一套理论称之为“和谐发展观”，所谓和谐，就是钱不一定最多，但是大家都差不多，你一个月一千，我差点，但一个月也有八百，穷没有关系，咱们慢慢的一起发展，社会稳定，地区差距不能过大，阶层差距不能过大。
地区差异过大，必然会导致物价失控，全面加薪也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治标不治本，所以，缩小地区差异才是中国长期发展和持续保持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钥匙。
要投资教育，搞私立大学，要把中专纳入义务制教育范围，逐步推出五年制大专的义务教育体系，要把工业人才的培养放在第一位，要坚定不移的走工业强国的道路。
汪主席还是很有兴趣，别的不谈，“和谐发展观”就是一个最好的东西，现在老邓不在了，老人差不多都走了，没有政治上的压力，新的局势变化又非常大，树立自己的思想理论指导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是非常有必要的。
原来约定谈两个小时，结果谈到了第二天凌晨。
这天晚上，杨少宗就单独领了一个特殊任务，他要负责将“和谐发展观”和“综合国力平衡发展论”落实成具体的文件、思想文稿，要做好体系性的研究工作。
完成这件事的同时，他要亲自带队去新加坡考察，参考新加坡的体制设计一套新的中国政策改革的新思路，有些东西不能照搬，别人叫廉政公署，中国就叫国家调查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