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目标的过程中，必然会构建出一套从下而上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方式和管理方式。
然而，在这个人类已经踏上开拓宇宙的征程一百余年，即已经基本摆脱土地作为绝对重要生产资料，人类劳动作为绝对不可或缺生产要素，能源在地球上被认为是总量有限且在可见未来将会被耗尽的年代，上述两种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组织形态，却能被分析出更多暗藏的要素。
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三世纪的五百年中，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相互影响下，被称为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劳动的内涵虽然没有本质的改变，但在不同社会形态和管理方法所体现的法律与政治手段下，对劳动的应用和产生劳动的人类本身组织方式，总是朝着更利于社会总体生产能力和效率的方向在发展。也许，在不同文献和记录中，两种对立的社会形态对此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但站在今天的视野回溯数百年尺度的社会发展，这个问题却让人豁然开朗。
我们审视劳动的组织方式时，若把工业革命前的农业社会称为人类社会形态的第一阶段，则此阶段由于需求、生产技术、生产方式的限制，绝大部分依托于自然所赋予的禀赋农作，并不能使人类本身的生物属性有太大改变。而在后来的社会形态第二阶段，即工业革命开始后的人类社会，农业与农作在技术进步的背景下，虽然总量在不断上升，但劳动量和创造的价值本身在全社会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
这就意味着，从原始人类解放双手开始采集果实，到随后的驯化各种组成主粮的农作物，到定居后的农耕形态或基于马匹牛羊与草原的游牧形态，在工业社会中，依托于自然的生存形式几乎被彻底打破。这样的情况下，人类基因中存在了百万年的生物秉性，必须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作出被动的调整。由此，我们看到，从十八世纪至二十二世纪，全人类的自然增长率在缓慢下降，而且，这样的趋势在先进入工业革命或工业时代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更早到来，而后来进入该阶段的国家，也往往在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生育率的下降也必然到来。
在阅读过去若干文献的时候，总能看到诟病各国生育政策的文章，文章中的字里行间总是将这样更大尺度的生育率下降趋势，仅仅片面的联系到数年和数十年间的某些国家政策。而今我们知道，这些政策仅能够在不大的范围内，影响短期的人口变化，也仅能左右短期内加速或减缓自然生育率或人口增长率的趋势。
在这里，突然想到一个二十至二十一世纪年间，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理论，边际学派的论述，即在市场完全竞争的情况下，一个成规模的工厂或组织，将在边际成本等于平均可变成本时，选择停止生产。若将此概念套用在人类劳动和劳动对整体社会发展贡献的模型中，也许可以这样发展：在社会劳动力总量，或总劳动量区趋于稳定，或预期增长率也趋于稳定的条件下，供给劳动力的个体——即人类本身，会不断提升劳动力的单位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