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书勤准备辞行。包母极力挽留，要他歇一晚再走。包悦彤也随声附和，说今天喝醉了，开不了车，只能委屈赵书勤住一晚，明早再走。但赵书勤去意已决，坚持要走。他焦躁不安，如芒在背，如何安心住下。
包悦彤无奈，只得再次上阵，醉驾送赵书勤去海拉尔。临行前，包母塞给了赵书勤一个大大的红包。赵书勤死活不敢接。包悦彤见母亲跟赵书勤推来搡去，磨磨唧唧，索性把红包抢过来，扯开赵书勤的衣领，直接塞入后背里。赵书勤没法，只得收下，千恩万谢，跟包父包母珍重道别。
路上，趁着酒劲，包悦彤将他们家过往的悲惨经历一五一十地向赵书勤还原了。在遇到商总之前，他们包家是整个乌达巴林牧民新村最贫穷的一户。由于之前是从山里搬迁下来的，他们家在乌达巴林没有一寸草场。政府除了免费提供一块宅基地，并补贴部分建房费用外，并没有从实质上解决包悦彤父母的就业问题。因此，一家人的生计一直没有可靠保障，仅赖包父到煤矿上干苦力，包母替人看管牛羊挣得的一点微薄收入维系生活。那时，包悦彤的祖父还在，常年抱病在床，是个药罐子。因此，一家人还得为祖父的药费操心。不用说，日子过得怎一个艰苦了得。包悦彤三姐弟自记事起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跟赵书勤一样，童年的记忆里，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饿。包悦彤上学念书，或靠学校减免，或社会救济，才得以勉强坚持下来。上高中时，父亲尘肺病发作，再也干不了高强度的体力活。家里也就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支柱，全靠母亲一人给其他牧民打短工苦苦支撑。
还好，煤矿老板尚有良知，给包父几万块钱作为尘肺病的赔偿。包悦彤靠这点赔偿款把高中念了下来。上大学后，包悦彤几乎没有一天闲着，课余时间全部用来打工赚钱。除了维持自己基本的生活开支，剩下的全部寄回家里帮衬日子。所以，四年的大学生活，包悦彤过得异常艰难。有时候，一包咸菜加几个馒头，就应付了十天半个月。那段时间，她的体重从未超过80斤。人又黑又瘦，跟猴子差不多。所以，同寝室的舍友都戏谑地称她为包猴子。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家里供包悦彤一人读书都相当吃力了。她的两个弟弟，也就根本没有多少机会上学。大弟脑子有问题，索性不给上。二弟读了两年小学，就被迫辍学，早早地担负起帮衬养家糊口的重任。
这样，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包悦彤一人的身上。她能闯出一片天地，家里就有可能实现浴火重生。她无所作为，家里就彻底沉沦。连基本的香火延续都要断送。冰冷残酷的现实，逼迫包悦彤必须想办法尽快改善家里岌岌可危的现状。这也是大学毕业后她频繁更换工作的原因。她就是想多赚一点，好火速将全家人从苦海中解救出来。
不过，饥饿和困苦带来的更多是肉体层面的摧残。对于从小就饱经生活磨难的包悦彤来说，贫困对身体的折磨，她早已适应了。她也不在乎。只要不死，她就永不屈服。最重创灵魂的，还是来自别人的肆无忌惮的欺辱和践踏。这是对自尊心的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