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悼会是开不得的。
过了两年，宣传队在六合地区等待渡江的时候，朱彤心突然穿了身地方干部的制服，骑了匹马，还带了个警卫员，顺着江边威风凛凛地跑来了。看到我们在树下排腰鼓，他老远就跳下马，大声喊道：“奶奶的，到处打听你们驻地，我骑着马整走了一天！”
排演自然停下来了。大家围上去抱他、揍他，摘下他的帽子来往天上扔，七嘴八舌问他怎么还没死。队长拉着他上队部去，那警卫员牵马上来问：“县长，这马卸不卸？”他说：“送马号去说我骑来的，叫老刘帮着喂上，咱今天不回去了。”大家听了目瞪口呆，怀疑刚才是否听真切了！组长结结巴巴地问他说：“刚才叫你什么？什么长？”
“县长。临时的！”朱彤心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找到你们了，我就要回来了。爱什么长什么长，叫别人干去吧，我还是写我的剧本。”
这晚上大家在竹林下开了欢迎会，要他报告这两年战斗经过。他说部队把他留在老乡家，当天晚上敌人就来了。可那家老乡不错，把他藏在草垛里躲了过去。敌人是追击我们的，一走一过，并没久留。他养了个把月，能拄着拐走了，便换上便衣去追队伍。但走错了方向，找到豫皖苏地区去了。地方武装把他收留下来审查了些天，经过几次战斗，发现他是个真干革命的，提他当了区小队队长。革命形势发展挺快，水涨船高，区小队变县大队，县大队改独立团。他当上豫皖苏边界上一个小县的副县长了，这回是带民工队来支援大军渡江。
大家称赞他干得好，给宣传队露了脸。他说不行，他的创作始终也没搞出来，另外他还犯过错误。在镇压土匪时，他要把一个被抓去才当了两天土匪的人也枪毙。那人村里的老乡来作保，他说：“谁再来保，连保人也一块毙！”正要把犯人押往法场时，专区领导赶来参加公审会，才把这事纠正了。领导同志问他：“明知这人是被迫的，才入伙两天，什么罪行都没有，你为什么毙他？”他说：“我怕放了他，土匪要再抓他去，一逼他，他又入伙。”领导说：“你不会先押着他？”他说：“我天天打游击，自己还没地方住呢，哪有地方押他？我这区小队总共九个人，再派一个看着他，不更拉不开栓了？”结果给了他个警告处分。
这晚上他大概跟队长谈了很久。第二天早晨眼都肿了。他对我们几个老同志说，他要求回来；队长说现在他在担任支前的领导工作，不能调他，等渡过江去，安定了再说。他要我们渡江以后经常提醒队长，叫他别忘了这件事。
他依依不舍地走了，不久我也离开了那个部队。
一九五五年，我进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一天曹禺同志来讲“莎士比亚戏剧”，我忽然发现旁听席位上坐着个人，很象朱彤心。课间休息时，我走过去一问，果然是他。我问他在哪里工作？他说他到底还是又回到老宣传队去了。不过宣传队已改为某军文工团，他已是团级创作员兼副团长。这次请了一年假，专门来当旁听生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