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对老军长的怀念，并没打算发表。我打成右派后曾给陈毅军长写过信，过了不久有个单位就找我去谈话。对我说：“陈毅同志来信了。现在中央对右派没有可以甄别的政策。只要一有，我们马上解决你的问题！”虽然中央这个政策直到*****后才发布，但陈毅同志在日理万机之际亲自过问我的事，却给了我在九死一生的境遇中坚持活下来的决心与勇气。听到他去世的消息，那种心情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
这篇写完就密藏起来的作品，“***”刚打倒后，被我儿时的战友，终生的大姐茹志鹃看见，在我还没落实政策的情况下，冒险拿到上海发表出来。她们曾向我退休前单位去信征求意见（我四十五岁那年曾奉命“自愿退休”），那边保卫科的同志很好，回信说：“改造期间没有新的罪行”。但世界变化比人想得更快，待作品发出时，全国已经在批判两个“凡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了。
这篇小说就在第一届全国优秀小说评奖中获得一等奖。从此就开始了我第二次以笔耕为业的生活。
二十多年我没写小说。整整十年没读小说，重新执笔后就有个“今后小说怎么写法”的问题。二十年划入另册的生活，使我对人生，对艺术有了不少新的感悟。虽然我年轻时受的苏联式文学观念教育，在我终生都会留下烙印。但从主观上说我极力追求“变法”。一是更多的注重文化性，可读性；二是对人对事坚持我个人评价。前者的试验是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后者则表现在把视点转向一度被排斥在文学描写对象外的凡人小事，芸芸众生。这样就写了《话说陶然亭》、《双猫图》、《那五》、《烟壶》这个系列的作品。同时我也不想放弃我积累了多年的战争生活和域外生活。这就是《据点》和《别了，濑户内海》等几篇。所以我的小说有两套笔墨。写北京的和写京外的。我重视文学对人们精神修养的影响，却不大相信它“干预生活”的作用与能力。我很少写这类东西。我本质上是个守旧的，想赶新潮也赶不上的人。外边世界不管对各种新浪潮，新流派喊得多热闹，我仍照我会用、爱用的方法写。有时偶而弄点新花样，只是为了开个玩笑，试试新潮写法到底有多么神妙，是否就可望而不可即。《荒寺》就是这类东西。
其实我心里更喜欢散文。尤其是年纪进入“老而不死”阶段之后。散文写起来没太重使命感。不拿架子，不装学问，神聊闲侃，自娱娱人。但我这本散文集里并不都是这类东西。究竟我是从四十年代走过来的人。既没有超人，先知，思想家的天分，又曾经很想作个标准而又听话的青年（我曾是北京市的优秀青年团员）。受时代潮流的影响，不论在思想上，观点上，文风上都曾有过错误的，有害的表现。这些文章我也选了一点在集中。一是老实向读者承认自己手脸并不像有的朋友那样天生洁白和一贯不受污染，二是自愿当个反面教员，使别人看到后不再喜欢那样的观点和那样的文风。
最后说说这本“长篇”。这本长篇是偶然的产物。我曾想写一本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