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依赖政府补贴；政府的隐性担保可以让企业大量借款。大多数融资平台的主业是工业园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一般先由融资平台公司进行土地一级开发，之后交给政府招商引资，能否成功取决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营商环境，中西部市县，大多依托民营企业一二级开发，产城结合用房地产的盈利反哺产业园区，为保护这些民企的盈利，政府通过购买企业服务，以产业发展服务费的名义来分出部分税收收益。政府付费使用私营企业开发建设的基础设施，称作“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海外早已有之，中国特色在于：项目多，规模大；“社会资本”大都是融资平台公司或者其他国企，而非民企。现实世界中没有定义，只有现象，只有环环相扣的利益关系，只有一系类合约安排，简单的政府—市场二元论，没什么用。
政府将未来的土地收入资本化，从银行和其他渠道借入了天量资金，这便是地方债，只要投资和建设能够持续经济增长，城市便会扩张，地价便会上涨，地方债便可以偿还。地方债爆发于2008—2009年为应对从美国蔓延至全球金融危机的“4万亿”计划，这些债务至今仍未完全化解，还存有风险。政府要想在城市建设开发中引入银行资金，要解决三个技术问题：政府不能直接从银行贷款，需要一个能借款的公司；城建开发项目要捆绑在一起，以赚钱的项目带动不赚钱的项目；依靠财政预算收入与土地有关收益共同还债。城投公司应运而生。2003年后，以土地增值收益作为贷款还款来源，而贷款来源起初主要是国开行，但2008年“4万亿”财政金融刺激后，城商行在贷款规模上与国开行、四大行平起平坐。城商行由地方政府控制，以提升招商引资竞争力，但城商行资金大都来自短期存款，与周期长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要的中长期贷款不匹配，且存款来源不稳定，自身技术薄弱，这都为贷款带来了风险。除银行贷款外，城投公司还可通过城投债融资，发行债券相对于贷款的好处在于：可以分散风险到广大投资者；可以交易，通过价格和利率变动反映市场对风险的看法。但城投债并没有，它主要被商业银行持有，有政府隐性担保，是个低风险高收益的怪胎，对债券市场发展影响很大，积累的风险也不小。地方债占gdp的五六成，其中三四成是隐性负债，而地方政府借的这些钱主要投资在了基础设施项目上。由于有地方政府在背后支持，融资平台公司只要能还上利息和到期的部分本金，就能靠借新还旧来滚动和延续其余债务，但即使这样，也得靠政府补贴才够，一旦经济遇冷，地价下跌，政府也背不起这沉重的债务。2010年开始治理地方债务，重要改革有四：债务置换，即用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替换一部分融资平台公司的银行贷款和城投债，可以降低利率，减少利息支出，缓解债付压力，改善资本市场配置资金的效率，为项目建设注入长期资金，降低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提升信用级别，限制债务增长，规范借债行为，限额不能突破，但比较僵硬，不够灵活；推动融资平台转型，厘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剥离其为政府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