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的功能，破除政府对其形成的隐性担保，但转型并不容易，目前远未完成；约束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避免大量资金流入融资平台，这部分的监管难点在于各类影子银行业务；问责官员，对过度负债的行为终身追责，但具体行为很难确定和监管，深层次的改革，需要从根本上约束官员的投资冲动。
招商干部要像推销员，“铜头，铁嘴，顺风耳，橡皮腰，茶壶肚，兔子腿”，又要像客服，“要信守承诺，要记得回电话，遇到事情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去处理，要做个有心人，拜访客商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学而优则仕，我国政府人员大都学历较高，地方官员是我国官僚体系的绝对主体。事在人为，人才的选拔和激励机制是官僚体制的核心，决定着政府运作的效果。所谓激励机制，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要将干部个人得失与本地经济发展情况紧密挂钩，既要激励地方主官，也要激励基层公务员。地方主官任期有限，为在任内快速提升经济增长，往往新官上任三把火，投资各种大项目、大工程，这些资金依靠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支持，但这种偏重投资的增长模式造成很多不良后果：2016年之前，离任的官员无需对任内的债务负责，新官不理旧账继续加大投资，政府债务不断攀升；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继续加大投资会降低经济整体效率，助推产能过剩；出于政绩考虑，地方官员偏重于看得见的工程建设。官员政绩激励对地方政府投资有重要影响，故而近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也包含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改革，除政绩之外，人情关系在官员考核和晋升中同要重要，不过这些与大多数公务员无关，他们的日常工作与政府关系不大，晋升希望也十分渺茫，故而更在意的激励是实际收入和一些工作福利。任何一个组织，无论是公司还是政府，都不可能只靠外部奖惩来激励员工，需要使命感、价值观、愿景等种种与内心感受相关的驱动机制。政府投资与土地金融的发展方式，极易滋生腐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我国腐败现象有两个特点：腐败与经济高速增长长期并存；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与市场间关系不断变化，腐败形式也在不断变化。腐败大概可以分为两类：“掠夺式”腐败，随着我国各项制度和法律建设的不断完善，各种监督技术的不断进步，这类腐败已大大减少；“官商勾结共同发财式”腐败，可以促进经济短期增长，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和经济增长并存，但长远来看，长期偏重投资会导致经济结构扭曲，会扭曲投资和信贷资源配置；权钱交易会扩大贫富差距；地方上会形成利益集团。反腐败是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一部分，除了专门针对腐败的制度建设之外，更为根本的措施还是简政放权，转换政府角色。
政府债务问题不在收入不够，而在支出太多。改革之道在于简政放权，从生产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逐渐转型。算债既要算负债，也要算借债投资所形成的资产，还要考虑人口密度和设施利用率。
本想上午就搞定的，结果一直弄到晚上没看成纪录片才弄完，与无暇回顾去年我的高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