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传导到其他金融部门。金融自由化浪潮为借贷打开了方便之门，但如果没有大量资金涌入金融系统，借贷总量也难以增加。如今的全球经济失衡，是贸易失衡和美元地位带来的资本流动失衡所共同造成的。国际资本流入不是美国可贷资金增加的唯一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的贫富差距，在大多数发达国家，过去40年国内贫富差距的扩大都伴随着国内债务水平的上升，富人的余钱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流向房地产，借给穷人买房，成为穷人的债务，这种金融资源脱实向虚，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加大了风险。债务本身并不可怕，如果借来的钱能用好，投资形成的资产能增加未来收入，还债就不成问题，加入资金能被实体企业投资所吸纳，就不会流到房地产和金融行业去推升资产泡沫，而主要发达国家实体投资下降的一个原因便是国内制造业整体外迁，另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性在减弱：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大企业越变越大。
经由“4万亿”计划、欧债危机、再刺激、“影子银行”、“股灾”、资本外逃、“棚改”货币化、债务置换、理财产品爆发，我国债务累积迅速上涨。我国居民债务接近发达国家，政府债务负担低于发达国家，但企业债务负担远高于发达国家，原因之一在于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企业融资以债务尤其是银行贷款为主，股权融资占比很高。企业债务有多个问题广受关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约占gdp的40%，资金主要流向基础设施，项目回报率很低；“国进民退”现象；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问题。我国房企大量债务来自“影子银行”或其他监管薄弱的渠道，一旦受到外部冲击，房企就可能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还有一种房企债务是在海外发行的美元债，因大量房企并没有海外收入，故也有风险。总体来看，我国企业债务负担较重，应对风险的能力受限，若遭遇重大外部冲击，就可能面临债务违约风险，而企业裁员甚至倒闭，会降低居民收入，加大居民的风险，也加大其债主银行的风险。我国银行有很多风险点：对信贷放松管制，银行规模迅速膨胀；银行偏爱以土地和房产为抵押物的贷款，如果这类优良的抵押物或者有政府信用担保的企业越来越多，那银行就有动力不断扩大信贷规模；银行风险会传导到其他金融部门，这与“影子银行”的兴起有关，所谓“影子银行”，就是类似银行的信贷业务，却不在银行的资产负责表中，不受银行监管规则的约束。任何国家的债务问题，解决方法都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偿还已有债务；二是遏制新增债务，改革滋生债务的政治、经济环境。对债务人来说，偿债是个算数问题：或提高收入，或压缩支出，或变卖资产、拆东补西，实在还不上，就只能违约，那债权人就要受损，最大的债权人是银行，若出现大规模坏账，金融系统会受到冲击。增发货币也能缓解债务负担，方式大概有三类：第一类是以增发货币来降低利率，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主流做法；第二类是“量化宽松”，即央行增发货币来买入各类资产，把货币注入经济，这是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