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早期，将更多资源从居民消费转化为资本积累，变成基础设施和工厂，可以有效推动经济起飞和产业转型，提高生产率和收入。但如今已不可持续了，这会导致投资难度加大、债务负担积重、贫富差距扩大、贸易冲突加剧。为此，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修改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让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居民收入份额才能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才能提高。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很多具体改革，包括公共支出方面的改革、官员评价体系的改革、要素市场改革、国企资本制转社保基金的改革。gdp由三大部分组成：消费，投资，净出口。我国加入wto后，投资和净出口占比猛增，消费占比锐减，这是不可持续的，一来外国需求量受国外政治、经济变化影响大，难以掌控；二来过高的、超出消费能力的投资会变成过剩产能，浪费严重。因我国消费占比低，纵然极高的投资率也无法完全消纳所有产出，剩余必须对外出口，而我国体量巨大，对国际贸易的冲击也大，经济调整并不轻松。国内和国际一体两面，国内失衡会导致国际失衡，国际失衡反过来也可以导致国内失衡。贸易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贸易冲突的根源也往往不在贸易本身。正如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对外贸易失衡也是内部结构失衡的延续。
各国内部经济结构的平衡程度，会反映到其国际收支状况中。全球经常账户的逆差基本全部由美国构成，美国可以吸纳其他国家的对外净输出，离不开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在美国的所有贸易逆差中，与中国的双边逆差所占比重不断加大，已然过半，美国一直视中国为最主要对手。美国一直说是中国货，导致制造业就业占比大幅下降，但其实因为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机器替代人工，制造业就业一直在下降，但产出并没有降低，并且，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价格低廉，降低了使用这些产品的部门的成本，反而刺激了其规模和就业扩张。事实上美国整体就业情况并未因中美贸易而降低，然而在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情绪爆发的年代，讲道理没人听。中国制造业崛起和中美贸易对美国的就业冲击其实不重要，相比之下，对美国的技术冲击和挑战更为实在，这也是中美贸易冲突和美国技术遏制可能会长期化的根本原因。对站在科技前沿的国家来说，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一般从科学研究和试验室开始，再到技术应用和复制阶段，然后再到大规模工业化量产，但对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多时候顺序是反过来的：先从制造环节入手，边干边学，积累技术和经验，然后再慢慢根据自身需要改进技术，创造一些专利，产品销量逐步扩大，技术逐步向前沿靠拢后，就有了更多资源投入研发，推进更基础、应用范围更广泛的科研项目，对后发国家来说，工业制造是科技进步的基础，世界上没有哪个技术大国不是制造业大国，而从制造业环节切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也是非常正确的方式，因为制造业不仅有学习效应，还有很强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从理论上说，中美贸易不一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