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都是在外面讨饭吃，上顿下顿的人，冬天来了，没有办法，手头上没粮食。种田的应该还过得去吧？”乐正绫试探性地问出这个问题。
当即就有角落里的几个亲戚务农的人向她们否定：
“种田的要是有粮，那田还至于让人抵了去？”
“现在的田赋这么多？”天依问道。
“你们俩真的是做奴婢做惯的，不知道外面事情。”那几个认识破产农夫的人介绍道，“这田种下来，就那十多亩地，一亩不遇着荒年也就收三四石，加上田赋、口赋、算赋，这丰年还好，可近几年又是天灾又是养兵，这杂赋是一定要交啊。再是婚娶、病死，总要出粮。不够交的时候他们就只能跟族里借贷，借了又还不起，只能把田给抵了。有几个兄弟就在给族里佣耕还债呢。”
“原来如此。”二人默然。
“乡下的做农民，哪有你们做奴婢好哇！”他们叹道，“只要主人不出什么乱子，你们每月是旱涝保收，不用看天吃饭。不用看天吃饭，主人就算打打你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是人笨拙，长得也不好，人家也看不上。你们要能卖到下一家里，还能过上好日子呢。”
这席话说得让天依立马就想起来晁错的《论贵粟疏》。“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给人做奴才本来是一种极贱的生路，没有自己的自由，人身控制在主人的手里，但是现在到霸陵乡下走一遭，反倒乡下人都羡慕起奴才了——不过当小农的土地被抵债，成为佃农以后，他们同雇主之间建立了人身依附关系，确实也就是做了事实上的奴才也。
只不过晁错是在疏中将商人和农民对立起来，认为土地兼并主要是商人兼并农人，使农民成为的佃农或者流民。而她们现在在霸陵西乡获得的经验是，乡人说债是多向家族借的，而土地也是向家族抵押的，打工也是受了族中的雇佣。按天依原来的理解，原始的亚细亚的村社，以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宗族至少能够含情脉脉一点，就算村社的共有土地已经各家分去运行了小农经济，宗族仍然能保障各家各户一些基本的生活风险，像后来农民运动中的信用合作社一样。这里的经验似乎是同晁错、她对村社的认识不一样的。
“那问一下，这本家人是怎么有那么多债放给他们的？”天依问喝水的客人。
“你们两个女娃奇怪得很，是城里混的，没在田间过过日子么？”在场的火客向她们解释，“一族之长，当然泉赋都多。这泉赋多了，别人向他借的债多了，他买了子孙侄甥辈的田，产业就越来越大，而且他也能拿这些作本金，要么是雇人佣耕，要么是去做生意。这关内富豪这么多，生意好做得很。”
“啊，原来是这样子。”天依抚掌道。原来在汉代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村社解体以后，由于宗族内部宗法关系的不平等，族长一支能够通过压榨族内血脉相连的远近亲戚，成为晁错口中剥削农夫的商人，以及后世说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