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生产方式的革新导致的贫富差距恐怕并不会使社会更加稳定。就天依来时的经验，在她们社会的近几十年中，犯罪率和贫富差距是一并增长的。虽然两个数据之间或许并无直接关系。但古人此前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毕竟也不是一句空话，何况农民的生存资料长期来看还会下降。
这种趋势就算她们打个马虎眼，将其放过去，开展轮作的实验也会被制止——西汉朝廷在结构上应该反对的便是土地兼并、贫富差距扩大，因为这个过程直接影响到政权的基石：自耕农人群。训练有素的材官骑士、稳定供给的田赋，都有赖于拥有自给自足的生产资料的自耕农的供给，而不是吃饱喝足后就开始想方设法脱离朝廷控制的地主，以及他们控制的、劳动成果多被地主掠去的、饥饿无力的贫农。到目前为止，朝廷还没有完全成为地主的守土官长，而同他们之间存在一些利益冲突。这一点从晁错向朝廷上疏的若干意见中便可见之。
王莽的改制也带有一些纠正这个过程的尝试。他试图将土地制度恢复回井田制，便是想通过分配大土地，让天下大部分农民重新成为旱涝保收的自耕农。虽然他的新政失败了。
如果汉武帝是一位对土地兼并导致的社会动荡相当敏感的君主的话，只要他想到了这一层，再观察到农牧轮作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结果，他就会马上终止这一实验，就算它能够提高土地的肥力，促进生产、改善农业结构。稳定大于一切，如果新政会导向不稳定，它再有若干好处也会被暴怒的君主一口否决，而提出这些建议的左内史、大农令、依绫等人，或许也吃不了兜着走。
到调查结束的时候，基于上述分析，天依发现自己改革农业的建议无意中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未来她们想在汉地长久地生存下去，必须从这个坑里跳出来，为大部分农民提供一条致富的新路、活路。这不仅仅是农民的生路，也是自己的生路、生产方式改革的生路。
这条新路唯有整合贫农和中农的农业资源，搞合作经济。不走合作道路，贫农和中农就只能被排挤于新生产方式之外，力量也零散，在地主豪强面前一碰即碎。天依其实同一些农民讲过这个念头，就是他们个人财力有限，可以同乡里乡亲们探讨，会合资材，将土地连起来，像地主那样搞大规模的生产，收入也可以自己分。但是他们所头疼的还是这类组织如何建立，有没有先例，有没有成制。
“这调查一番还是有意义的。”在上车回府之前，乐正绫在车前这么对天依说，“如果我们不到这边跟那么多人聊天，我们就把悬在自己头上的这把刀给忽视掉了。”
“问题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不过方法也自然凸显。就是我们现在已没有别的办法，必须在汉地搞出一个农民合作社来。”天依眉头紧蹙，看着自己怀抱中一大堆记录各色人等发言的文牍，“只有贫农和中农整合他们的资源，形成一个比较民主的、忠于朝廷而能和地主抗礼的结构，农业革新才能大家都受惠，不至于让贫富差距越拉越大，造成社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