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与太子之间择一人留守，以示守护之心，于是这次南迁问题的核心在崇祯帝与太子谁更适合上展开。
李明睿与崇祯帝早有通气，首先提出相较于太子，崇祯帝更适合南迁以收拢江南士心，更以“亲征”二字代指南迁，给足了崇祯帝颜面。但李明睿毕竟位卑言轻，难成主导，崇祯帝的本意是用李明睿抛砖引玉，诱导以六部尚书并左都御史为首的七卿重臣揣得自己的意思，替自己说出想说的话，自己好假装被动接纳，这样日后有变秋后算账，责任也可以推得一干二净。
换作往日，必然有出头鸟来逢迎崇祯帝。可江河日下，群臣经过一系列的政治动荡，对崇祯帝的秉性早就心知肚明，且顺军日益进犯，臣子中不乏出现了自保为先的心思，自然无人再进行政治投机往崇祯帝圈好的陷阱里跳。因群臣人人怀此心思，崇祯帝希望中的场面并未如期而至。更出乎他意料的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主张“皇帝自然守社稷”，南迁之事应该由太子代行，并且最好同时分封崇祯帝的另外两个儿子定王、永王出京分封他处之藩，更为保险。崇祯帝大失所望，甩出一句“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济，孩子家作得甚事”，遂罢南迁之议。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不解风情，说李明睿提议南迁是邪说，要求杀李明睿以安人心，崇祯帝大为不快，当面斥责他说你也是邪说而且群起攻击李明睿有结党的嫌疑。以扣帽子为威胁，强行将此事压了下去。
又过几日，大同府失守，局势进一步恶化。崇祯帝借由督师李建泰倡议南迁的奏折重拾南迁话题，说“李建泰有疏，劝朕南迁。国君死社稷，朕将何往”，一面顾全着气节，一面实质半公开提点群臣劝自己南迁。但人心惶惶时节，群臣早有定计，工部尚书范景文、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詹事府少詹事项煜等人再次请求崇祯帝先奉太子抚军江南。眼见自己南迁无望，让太子先去南边不失为最后的可行之计，崇祯帝犹豫未定，还是光时亨政治觉悟差些，再度跳出来，出言指责范景文等人居心叵测，“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拿曾把唐玄宗架空的唐肃宗为例，一举令范景文等人不敢回答。
事已至此，崇祯帝自己南下、让太子南下的想法都遭到了反对，心灰意冷，又问抵挡顺军的方略。群臣中不乏清流名士，但求抱定“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想法罢了，哪有什么应对的法子。有其君必有其臣，这倒与崇祯帝此前曾说过的“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的傲气相得益彰。崇祯帝左右无奈，不由得勃然大怒，意气上来斥责道：“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拂袖而去，从此不提也不人提南迁的事
“近闻顺军将进畿辅、薄京师，若是兵灾如此，恐怕阻隔南下道路，朝廷议论至今岂非坐失良机？圣上及太子等再图南迁，已是大势不可为。”何腾蛟言及此处，叹息不已。
“圣上诏辽镇吴三桂、蓟镇唐通、齐镇刘泽清入卫，辽、蓟皆动而刘泽清望风而逃，亏得圣上几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