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弘在朝中谈些四书五经、或仁义的的内容是想缩小与文官的距离，争取团结一致办事，朱弘的原则就是不放弃，就是争取左派，团结中派，打击右派，左派太少也要争取，右派太多则打击出头鸟，即使开始时的实际结果不太理想，只要努力，也希望能得到改观。
朱弘在对文官努力争取的同时也对文官提要求。
在大朝堂上，鉴于官员习惯于八股文，几千上万字也没有体现出所奏何事，只是在卖弄文笔的优美，特“诏令奏章务必简练”。对文官系统想办的事，只要不违背天下大义，即使可能没有什么实效，也只是顺文官之意，如“定畿辅料豆本色折色比例”，“定辽东地课税则例”之类。后来有关大朝庭事，除了自己必办事务外，都对文官想办的没有什么危害的事顺文官的意，因为这样能减速少皇帝与文官的摩擦，降低内耗，把有限的时间用在办实事上。在崇祯元年的事务中，文官想办的事中“核查太仓银库”之事与打击贪污相结合，还是有点作用。
朱弘在小朝庭中对秘书处的众人说：“建立国家必有政权，有政权就在国君与国人之间必有中间官吏，启用有知识的人担任官员本是一种较好的选择，问题是有利必有弊，有知识的人有能力，也有其缺陷。知识者的缺陷主要是什么呢？借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可能会‘以智诈愚，以强凌弱’。有缺陷不要紧，问题是不能把缺陷放大，现在就是文官政府把自己的缺陷放大的时期。朱弘现在需要做的事是抑制文官发挥其缺陷，争取发杨知识者优势的一面。
所有国人或所有人，都存在权力与责任，官员也存在有权力与责任。官员的权力就是办事的权力，官员除了办私事外还必须办好公职范围内的事，这也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明朝有的文官较称职，能较好的履行职责，但明朝文官有种趋势，争取和维护士族较好的利益，甚至是争取自己私人较好的利益。也就是说，文官存在履行公职与争取私利的矛盾。由于地方上的权力都在官员身上，官员怎样做，没有监督，或监督不到位，官员即可公开秉公办事，也可暗箱操，按自己的意愿偏向自己想偏向的人。
秉公办事即是职责，也是义务，为私人谋利益则是其利用权力的地下操作，地下操作的为私人谋利益即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贪念，客观原因是环境造成一些人不得不照顾谋些人的利益。
我们需要做的事主要有三，一是加强监督，争取更多的事务处在光天化日之下，减少暗箱操作，抑制人的贪念。如监察御史应为民请命，为民而监督，而不是为党争而发言，为自己而监督。二是调整一些事务，减少一些必须贪污的环境或促使贪念生长的条件。如对一些文官习以为常的循例和漂没，下级向上级奉送的年敬、节敬等，明确确定为非法，明确禁止。三是给秉公办事和不贪的行为称腰，宏杨正气，使海瑞类清官不再孤独。
大明王朝的众文官，按封建道义，上限制不称职的君王，下限制不称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