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九年之季，此崇祯也陷入了深思，如同皇太极在深思一样。
皇太极思考的是后金的出路，皇太极已经改女真族为满族，想由部落国进入世俗国，可能还在想着改国号。
此崇祯深思的也是天下大事。
皇帝的权力好用，皇帝的责任却不好当。
应该怎样才能治理好天下，应该怎样才能当好皇帝？
到底是要当好大臣观念下的皇帝，还是要当好明朝的皇帝或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还是当好天下百姓的皇帝。
彼崇祯是想当好大臣观念下的皇帝，可结果却是亡天下。明朝的皇帝中明成祖还算一个好皇帝，那明成祖国可以效仿吗，或中国历史上那个皇帝可以效仿。
此崇祯想，自己最差也要当好一个天下百姓的皇帝，甚至不止于此。
当好天下百姓的皇帝，首先要有百姓的“存在”。
天下百姓的存在，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存在，而是生存要求的存在，或者是能够表示自己要生存下去的要求。活命与生存下去，是天下百姓最后的权力。
先前的历史，天下百姓连活命与生存下去也不敢提出，而是乞求士族或官员给予自己生存，士族或大臣又乞求皇帝或君主恩赐自己生存物资和权力。
这是家天下而出现的异形现象。
由于国大，皇帝与百姓的中间有许多层次的官员，许多层次的官员结构就是表示人员多、层次多。多层次、多人员的官员，必然有少数人乞求不到自己心中满意的皇恩，于是有官员变成了官僚，并地下窃取“皇恩”。
官僚即地下窃取皇恩，也就不可避免的窃取百姓的利益，直至把百姓的正当权益完全侵吞。许多皇帝或君主都是实施对天下征服政策，官僚同样对天下百姓实施征服政策和侵吞政策。
当时的事实是官僚和士族层压缩天下生存资源，使天下的可用资源少于对天下人的供给，然后对天下人分而治之，对一些服从或满足官僚要求的人赐给少量的生存资源，对一般人不管不顾。
天下百姓的生存，需要的是百姓的生存权力，百姓中的部分人与天下百姓是不同的概念，天下百姓中的部分人不能取代天下百姓，天下百姓整体有生存权，才是天下百姓的生存权，部分人的生存权，不是百姓的生存权。
天下百姓丧失了追求自己生存的权力，就等于失去了自己的力量，或者说，没有自己意识要求的群体，就是没有力量的群体。农民起义是部分人到了最危险时的怒吼，是一种极端的反抗行为。农民起义人员是天下百姓中的一员，但不能代表天下百姓。
治理天下最严峻的局面是局势不存在，天下百姓的整体失去了对自己生存的公开要求，就相当于失去了在天下政局中存在的地位。力量弱小，可以想法增大，处境困难，可以想法改善，没有地位想要重建，则最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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