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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汉之前，“仁义礼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到西汉时，董仲舒把“信”与“仁义礼智”并列，成为五常。当时重视信的原因是什么就有待于考证，也许当时信已经是一个严重问题了。
现在的大明，信就是一个重大问题，特别是旧的文官体系，经常谎报灾情以索取救济，欺上瞒下，贪污过手的粮钱，办事推萎，言而无实。
文官的所作所为，是只忠于钱财，不忠于皇帝之事，也不忠于天下之事的表现。
倒是原信王体系，现在的皇帝体系中的人员，还基本上能做到信实。
与信的相对立的内容是骗，对自己或自己人应该讲诚信，让自己和自己人过得踏实，对敌人则应讲骗，让敌人不断的猜疑。
文官体系就是敌我不分，对百姓进行欺骗，谋取一时的自己私利，让政府失信于民，造成社会危机，让文官之间失信，造成党争不断。其实文官那种欺骗是低水平的欺骗，一查就能明确其中的虚假。
新军系统对后金的欺骗倒是体现出高水平的欺骗，许多次，后金兵本来有机会获胜或逃脱，就是在新军的伪装和欺骗下疑迟不决，而失去机会。当然让后金兵疑虑的基础是新军的枪炮曾经造成后金兵的伤亡，在有伤亡的条件下才会疑惑。
新军的欺骗战术能屡屡得手，是建立在新军内部诚信的基础上，众人齐心共同完成伪装和欺骗。其水平远超过文官的个人的欺骗水平。
总的来说，社会上主要体现的还是诚信不足，从商秧移木兑现奖励，经董仲舒把“信”列入五常，到现在的大明，社会上的表现还是诚信不足。
现在以新军和特区为基础，发展诚信，希望社会对诚信有个提高，大家对待自己人都能做到“信”，办自己的事的也能做到“信”。
办事不要怕情况差，只是是实情，就会有办法解决问题，只要能一步一步的向前发展，就能做到政治清明，财政灵活，万民乐生。倒是文官那种欺上瞒下的行为压盖了问题，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信完全有必要列入五常，甚至还更重要，无信不立，是办实事的基础。
孝是对父亲，长辈，孝顺，待如至亲。
有些内容，如“恕，耻，悌”等，恕，西方人也讲宽容，特别是强调宗教的宽容，其他民族也讲耻，也讲尊敬长者，那些世界多民族都有的特征是人类的共同特征。
孝是中华民族的特征，或者中国人比其他民族更重视孝。
孔子对孝特别看重，有的人甚至是认为孔子的孝有点过份。
孔子认为在孝的原则下，儿子应包庇父母的罪责，后人有人认为人要有正义感，对父母的罪责也应揭发检举，到底应怎样，那是认识问题，各有各的认识，此处只是说明孔子对孝特别重视。
在先秦时期，忠、义、孝等内容具有同等的地位，所以孔子认为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