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有共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同与不同之间的关系,维持着“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局面为好,偏向任何一端,走极端,都不行。
原先士族各党,党争严重,就是走极端的表现,尧舜共和,就是体现出合作,体现“和”的一面。在中华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出现了与原先的“和”与“同”的因素相背离的因素,个人英雄主义,损人利已,丛林原则等内容发展到过份的程度,出现只斗不和的局面。
尧舜共和就是再次体现文化中的“和”与“同”的局面,甚至有点矫枉过正的程度,主要体现的合作事项。
尧舜虽然是两二,但代表着多人,二人能很好的共事,也就代表多人也能共事。
一个民族,有众多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保持自己的特点是天性,天性不可磨灭。人有各自特点的同时,也具有共性,人有共性,一个民族中的人也有共性,还有民族性。
人就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个性不可磨灭,共性也要保存。
近二千年体现了太多的个性,就是需要发展或发拓共性,发展团队精神。尧舜执政的一年多时间里,主要是表现合作。
颜毅敏主管中书院,主管制定政策,政策也必须适合当时的时代,能执行下去,而不是长官意志,不管能不能执行。伍鸿友管尚书院,管六部和政策的执行,执行也要理解条件下的执行。
中书院的政策,尚书院不执行,要怎么办?当时还没有制定办法。崇祯思考到了这种情况,要求上官寒明起草在冲突条件下的处理办法,然后以门下院府论通过。先出办法,到出现事实时,才能很好的处理。
因为事实上,尧舜合作得很好,还没有起冲突,更没有出现对抗的事。在党争和内斗了那么久,出现一段时间合作也是应该。制定处理冲突或出现对抗时的法则,防患于未然,也应该。
伍鸿友也是中书令,次辅也是中书令,中书院的政策自然有尚书院的意见。在中书院和尚书院之间还有个门下院,门下院的票决,中书院和尚院都必须尊从。门下院由众议郎组成,难以操纵。
原先有三省六部的结构,三省六部发展到三院六部之时,众人也习惯于各部门的职能。
三院六部与三省六部时是有点区别,三院六部时期,大理寺,都察院,圣院,科学院都是与三院并列的机构,皇帝主政时,就是每年确定各部门的经费为主,一般事介入得少。
三省六部时,上面还有一个皇帝在决策,发展到三院六部时,上面也还有皇帝,大理寺,都察院等机构与三院并列,也是在皇帝的管理之下,众人也按习惯办事。
到了尧舜共和之时,皇帝几乎不管具体的事。皇帝不上朝,不管事,明朝原先也有,多般都是首辅或内阁会挺。现在有了中书院,就相当于有了相权,宰相代皇帝管天下就成为当然。中书院的中书令就成为了决策者,而首席中书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