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首相就成了天下万事的决定者。
崇祯在尧舜执政时，主动居于虚君的地位，让相权承担天下大责。经过尧舜执政的一年多的事实证明，皇帝已经处于徒有其名的状态，天下大事，都要经过尧舜处理。
尧舜成子处理天下大事者，大理寺，都察院，圣院，科学院等机构就必须自己考虑怎样能办事或怎样发展。原先后面有座壁，有皇帝做依靠，现在即不能依靠皇帝了，也不用观皇帝的眼色发言或办事。一切都只需要按皇帝原先制定的方法和原则办。
天下不止是尧舜需要独立思考，许多并列机构也需要独立思考，就是地方上的周公召公也需要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并不等于可以胡作非为，因为这些人虽然原先都是由皇帝推荐，现在已经是要通过门下院选择举了。
为天下人办事，办得好，就能权力稳固，胡作非为，则有众多的议郎中，总有人会指责，造成不可能再次当选，甚至罢免。
圣院和科研院都是超然于权力之外，入这两院的人也需要资历和学识水平。大理寺和都察院的长官则需要经过朝庭的门下院选择举或认可，就是地方上的周公或召公位的人员也需要地省门下院选举或认可。
周召之职独立思考则能更好的实施朝庭与地方诸候的公分权制，把皆统一的事统一，皆具有地方特色的事，体现地方特色。
尧舜共和时期，虽然还有许多原先的弊端，但有所变化。
原先的弊端，如门阀制下的大儒言事，大儒权力过大，许多人都不敢与大儒说不同的意见。农民本来有自己很强烈的保护自己利益的意愿，就是不敢表落。
现在尧舜共和时期，一些商会敢说出自己的意见，一些手工业协商也敢说出自己的意见，官僚和大儒决定一切的大权的局面有所削弱。农民不敢言，但农民的利益简单，许多人都能认识到农民的利益，农民人数最多，行农民之利益之事，也是当时的德行。
原先的社会过份的士族化或贵族化，士族的任何利益都必须尊重或放大，其他人的正当利益也不许直言，士族众党为了私利可以党争得不死不休，农民的利益不许言，大儒不可能为农民代言，有人说了也没有用。
现在，士族之间的党争受到了一点影响，出现了追求共识的力量，许多人都认识到，除了私人利益外，还有民族利益和天下公共利益。许多以前不敢言语的人也敢于说出自己的心声，商人原先不敢言，是因为商人原先没有一点保障，一切都由官员或大儒说了算，现有天下有保护财产和保护人身的天条原则，又辅之于具体的礼法条文保护，商人也说敢于直言自己的利益，同样手工业者，也敢于直言自己的利益。
这种直言虽然还是萌芽状态，封建贵族或权贵一个反攻就可以扫荡干净，问题是崇祯现在实行尧舜之道，尧舜当政下，不让封建权贵反攻倒算，而是精心培育这独立的思考，独立的言行。
天下人没有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