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储蓄，可以预备战事、灾荒紧急的开支；二是宽于理财，实际上是体恤老百姓。如果遇上一个清官，那么在给朝廷上供之外，老百姓宽松；如果不幸遇到贪婪的官员，地方政府有储蓄，不至于刻毒剥夺老百姓。这是损失皇帝的利益而有利于老百姓的措施。
地方上供的特产进了封桩库，清点登记之后拿到市场上去卖，上供到皇宫的东西，质量自然是最好的，卖的价格却并不贵，可以说是质优价廉，得到的钱就充入内库，是皇帝私人的财产，到了仁宗时内库具体有多少皇帝自己都不太清楚了。不过北宋的皇帝都有点守财奴的性格，把自己的内库看的死死的，具体账目从不让外朝的官员知道。
从内库制度建立以来，一遇到战争、水灾、旱灾、节庆赏赐，三司的钱不够了，就和皇帝的内库来借钱，记账。等到赋税有剩余的时候再还。有一年借贷一百万的，多的时候借过三百万。还有几年还不上的情况，就从贷款的记录中划掉，这也算是皇帝间接控制国家财政的一种手段。
三司每年的收入虽然巨大，但是如果广南西路的甘蔗榨糖真能像张玉兴说的每年再额外给三司供献几百万贯的收入，这可就不是个小数字了，要知道三司一年的收入才有一两千万贯钱，当然这里说的只是钱，实际还有更多其他的收入全是实物，全部加到一起就可观了。但钱仍然是收入中最重要的，国家的运行到处都要用到钱，所以张玉兴说的每年几百万贯的收入就连政事堂的大佬也有些动容。
张士逊属于典型的旧官吏思想，主张的是无为而治，治大国如烹小鲜，有些不喜欢张玉兴这样的锐意进取的改革派，显得自己这些官员之前的成就都是错的一样，虽然也知道整个国家弊端重重，确实是急需要改变，但是却没有吕夷简的魄力和手段，在改革面前犹豫不决，想了想说道：“张玉兴的理财能力确实不错，去年上的新记账法本身出发点是好的，只是此事牵连甚广，牵一发而动全身，三司总领全国财政，加上各路的情况各不相同，又岂是简单说一句话就能改过来的？只怕还没有实行下去，就会引起下面巨大的动荡，还是年轻考虑不够成熟啊。至于广南西路那边的事，如果真能如张玉兴所说，倒是需要找个时间好好的商议商议。”
薛奎笑呵呵的说道：“年轻人嘛，就应该是这样意气风发，只有碰了壁，吃过了苦头才会成熟起来，要是一开始就都像我们这些老人一样老成持重，那也不像话啊，还要我们这些老臣有什么用？不过淮南路那边传来消息，这小子现在似乎遇到了麻烦事，怀仁县衙的小吏告到提刑司说他借修沟渠之便，偷偷从仓库中运出来大量用于民工的粮食卖得钱财收入自己的囊中，短短三四天时间就人证物证齐全，竟然连赃款都从他的住所中起了出来，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
除了吕夷简事先知道一点情况之外，其余两人闻听都是一愣，他们是在去年打压过张玉兴，但原因很多，有的是原为老成谋国，不希望改革的过于激烈，有的是抱着磨砺年轻官员的心理，像吕夷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