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骞到梁州劝说甘卓，请其起兵袭击武昌，以救湘州之危。邓骞向以辩才闻名江南，于是至梁州府衙求见甘卓道：“今大将军王敦起兵，以诛刘隗为名。刘大连虽然骄蹇，大失众心，却非有大害于天下。王敦以其私恨而兴兵犯阙，非是造反而何？此乃忠臣义士尽节赴国，勤王靖难之时。明公既受任方伯，昔陈敏之乱时，先顺贼而后图之，论者既谓公惧其逼迫而思变乱，已为天下所诟。今宜奉谯王举义伐罪，乃桓、文之功，公其舍而不为乎？”甘卓闻此，便欲从之。参军季梁谏阻道：“昔隗嚣跋扈，窦融保西河以奉光武，终受其福报。今主公但当按兵不动，坐待其变可也。若大将军得胜，必委主公以方面大员；若不获捷，大将军伏诛，朝廷亦必以主公代领其位。主公则何忧不能富贵，而释此庙胜之安，非决存亡于拼死一战？”甘卓闻之不语，复又犹豫。
季梁话音未落，邓骞已然大怒，趋前慨然斥道：“光武帝因是创业之初，故隗、窦二人可以从容顾望，观其胜败而择之。今将军之于本朝，绝非窦融之比；襄阳之于太府，亦非河西之固。假使王敦攻克刘隗，还师武昌，再增石城城之戍卒，断绝荆湘之粟，则将军尚望何所归耶！今大势握于他人之手，而曰我处于庙胜之态，某未之闻也。且为人臣者，国家有难之时坐视不救，于大义何在！以将军之威名，杖节鸣鼓，以顺讨逆，兵克武昌直若摧枯拉朽耳。武昌既定，将军据其军实，招怀士卒，使还者如归，此吕蒙之克关羽之大功也。”甘卓闻言施礼谢道：“若非先生见教，则孤失其妙算，复谈何庙胜哉。”于是意决，传令发兵往攻武昌。王敦闻知，急命参军乐道融去游说甘卓，劝其止兵，休为敌国。乐道融因忿王敦悖逆不臣，至梁州后却反说甘卓道：“某本奉大将军之命，请使君同讨刘隗、刁协而来。而王敦背恩肆虐，举兵向阙，此乃大逆之罪也。使君即受国之厚恩，而欲与之偕反，则生为逆臣，死为愚鬼，不亦惜哉！某为君之计，莫若伪许应命，而引兵驰袭武昌，则彼叛军不战而自溃矣。”甘卓多番犹豫，至此意决，遂传檄各郡，列数王敦罪状，率所部十万大兵，前往进攻武昌。又遣使前至广州，密约陶侃发兵勤王。陶侃应之，即遣参军高宝率兵一万，北进武昌，同伐王敦。武昌城中诸将传闻甘卓及陶侃两路兵大至，各自惊惧，大部奔散。王敦大慌，忙遣使向甘卓求和，请其罢兵退回梁州。甘卓再次犹豫，行至潴口，便停军不进。
按下甘卓、陶侃兵发武昌平叛，却说魏乂、李恒奉了王敦之命，领兵来攻湘州汉所长沙。当时长沙城池不完，资储又乏，闻说大军来伐，不由满城皆惊，人情恐怖。诸将皆来劝谯王司马承道：“今长沙城廓不完，兵甲不坚，粮草不敷，人心涣散。殿下不若南下往投陶侃，或退据零陵固守为上。若殿下此时沉吟不决，则我等皆死无葬身之地矣！”司马承大怒道：“我欲死于忠义，岂可贪生惧死，为奔败之将！事若不济，亦使全城百姓知我忠心。”乃据城固守，不肯弃民而逃。魏乂、李恒兵临城下，守将虞望引兵出战，大败而死。魏乂、李恒便引军将长沙团团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