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不正之风开了一枪，对得起老郭也对得起自己。
这是他做人方面的一大胜利。年轻的时候他自信，暴躁，锋芒毕露，反右斗争没有给他戴帽子，可是把他吓了一跳。随后的二十年，一个运动跟着一个运动，以致于在没有运动的时候他都为可能有、一定会有的运动而准备。开始是强制自己把要说的话咽下去，把要发的火压下去，后来习惯成自然了。三中全会以后，他的紧张、警惕的心情没有了，也不准备挨斗戴帽了，可已经不会当着人面理直气壮地说相反的意见了。明知自己意见对也说不出来。一个女人追他，他根本不爱任何女人，尤其不爱这个女人。可是人家要看他，他不敢当面拒绝，人家送他小东西，他不敢断然不受。拖了半年他才红着脸向组织上说清情况。组织上叫他写封信表示拒绝，他把信写好拿给组织上看，人家一看说：“你口气这么缓和、这么柔软还行吗？”他又写了一封，也强硬不了多少。还是有关领导替他找那人谈了一次才解决。惹得那女人一通埋怨：“早不说话，耽误我半年！”
有个不相识的人来信，说是自己残废，受家庭虐待，想要独立又没有住处，如果画家不救济他点钱盖个草棚他就自杀，他寄了二百元钱去。寄后他觉着不妥，又按来信地址给那公社写了封信，请公社注意这人不要叫他死了。过了些天，当地公社来信说那人是个骗子，既不穷困也不会自杀，正拿他寄的钱招女人喝酒呢，政府已责成那人退款、检讨，还向他征求处理意见。他看到这封信气闷了三天，第四天那骗子自己来了封信，向他检讨、求饶，并说钱花了马上还不起。他然后写封信给当地公社替骗子求情说：“钱能退则退，有困难可以缓退和不退，对青年主要是教育……”信发出去他又后悔，他心里是觉得对这种人应严厉惩办的。他自己省吃俭用，二百元钱得来的并不容易，可他说不出口。
小满把郭大夫扔在草原上，把他激怒了。自己吃亏受委屈，他可以忍。侮辱他的朋友，他的客人，不采取断然措施，等于自己也侮辱了人。他豁出来了，做出来了，有什么呢？无非是在戈壁滩上多坐几个钟头，可享受到了胜利者的快乐，一种战胜了自己弱点的快乐。
回头再想谢三思，他仿佛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他有些可怜。
他是个真正的专家。在乌鲁木齐他听了谢老的报告，讲起佛教艺术和西域文化来，真是满腹经纶，什么“梵衍那”，“克孜尔”，“库不都拉”；什么“犍陀罗造型风格”，“北朝的瘦骨清相”，“盛唐菩萨似宫娃”，头头是道，如数家珍。跟他相比自己简直就是文盲！可这老头在生活中是个弱者，处处退却，事事妥协。北京那位副部长虽然守约，但到新疆后，又被他的朋友林副院长拉住了，结果，该报效的，照样报效，可是该延误时间的照样延误时间，却又没有享受官方接待的种种便利——正式官方接待，会派车供他们去伊犁访问，派专人替他们照料生活，安排日程。现在照样得自己花钱租车，而且摊上这么个司机。
在这个司